虽然这段话，写于一百多年前的欧洲，涂尔干说的欲望与道德沦丧之间的联系，在张小涛的作品中尤其显得精确。经过艺术家的演练，将这种中国以其过了时的体系，迅速调整诸如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紧张态势，反映在了他的画作中。

　　近两年来里，张小涛越来越多地以害虫——臭虫、蝙蝠、老鼠和它们的同类，作为北京居住者的替身。04年作品《蚂蚁搬家》是这样的：24只小蚁拉拽3只浮肿的蟑螂尸体。画作以其2×3米的面积，营造深沉凝思的氛围。鸟瞰式的作品，要求观众与画作拉开一定距离，蚂蚂蚁们并未占据整幅画作，但蚁为食亡的挣扎大致可见。是无奈的见证，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在张小涛近来的大部分作品里，既井井有条，又意识不清的昆虫们以其莽撞的暴行，追求它们的欲望;这是一种毫无道德规范，强烈而具破坏性的暴力。在06年作《蚂蚁搬家之三》里，高速路桥下，铺好没多久的混凝土上，聚着一群芝麻大的蚂蚁，扬言要霸占那儿的每一方寸。是一幅画着歪斜，逐渐模糊无边际的地平线，和压缩水泥的格子网作品，画面笼罩着观众，未知远处无非是不停地重复，这让人感到不安。

　　06年创作的《暴雨将至》，是他新作中最耀眼的一幅，垂直的画布上，优雅的绘画笔触，类似抽象作的风格，体现出中国水墨画的特征。这副画大胆地将姹紫嫣红和蓝调色调和在一起，描绘了一群怪异，绝望的蚂蚁，它们狂乱的行为回避着问题的实质：是暴雨来袭前，这帮疯狂忙碌的蚂蚁，还是本身就如暴雨般的蚁群该让我们感到恐惧?

　　最近，群体论引发了从昆虫学，到人工智能及商业计划领域对昆虫，尤其是蚂蚁行为的关注，人们发现适应能力，而非固定的社会角色，成了生存与成功的最佳典范。在艺术领域，这种新型组织典范的可能性，也正在被探索：在费城织物作坊博物馆里主题为《群》的展览组中， 陈列画家们风格各异的作品——包括朱莉梅雷图，保罗法伊弗和柳幸典——以及对群体论感兴趣而引发的各种问题。正如博物馆馆长爱伦?鲁普墩和爱波特?米勒解释的那样：“人们对群的痴迷，反映出当代人对自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种观点——支持无计划和分散组织方式的一种观点④。”

　　已泛滥成灾的蚁群在张小涛的最新画作里随处可见，画作整个沉浸在蚁群的贪婪之中。然而，它们也勾勒出了这样个舞台，台上每个玩家的身份都随着社会的影响而不断变换。从这个观点看，张小涛形象化的比喻与斯坦福大学生物科学教授，昆虫学家黛博拉·戈登的研究不谋而合，这位教授还是研究蚂蚁行为的专家，他的研究促成了群体论和该学说的多种应用。戈登写到：

　　每只蚂蚁关于是否要变得积极，及做什么活动的决定，似乎并不是单靠一次大会，而是取决于个体间互动的模式。很明确的是，红色工蚁像是负责认可与统计——不是以数字的形式，而是通过如气味这样的感官暗示——并相应地矫正其它蚂蚁的行为。例如，一定数量的“蚂蚁劫匪”，在某特定时间碰到一定数量的“蚂蚁巡逻兵”，它们便会以上述的方式，“决定”展开搜掠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