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反“美学”的女性艺术

　　如果说诺克林在前几篇文章中，主要贯行的是批判的意旨，那么她在《几位女性现实主义者》(1974)、《斯蒂海默：洛可可的颠覆分子》(1980)、《摩里索的<奶妈与朱莉>：印象派绘画中的工作与休闲》(1988)这三篇文章中所作的则是“建设”的努力。通过对以上女性艺术家作品的分析，她提倡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视觉表达模式里“建立起女性创作的特质”(当然这种特质与本质论者所主张的女性本质(femininity)毫无关系)，形成一种反“美学”(或者称“负面美学”Negative Aesthetics)的女性艺术表达方式。

　　19世纪起，很多女性艺术家从历史题材、宗教画等方向转向了现实主义创作。这是因为随着绘画的发展，透视画法在历史题材和宗教题材的画作中越来越盛行，这种画法要求使得数学、解剖学等学科知识成为艺术创作的基础，但是女性又没有权力接受这些学科的训练，所以她们不得不转入了肖像、静物和风俗画，描绘日常生活。诺克林在《几位女性现实主义者》中，就是选取这些女性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分析，考察她们在创作中所寄寓的女性观念以及独特的创作技法。其中，奥基夫的创作较具特色，她的《黑色的鸢尾花》以花朵和女性器官两者物理结构形态上的相似性，形成一种召唤式的现实主义创作，让观赏者凭直觉去领悟，不倚赖数据，不诉诸理智，投入变形的心像，颠覆事物与事物鉴、实体与实体间，以及知觉和幻觉或梦想之间令人不安的分界。

　　《斯蒂海默：洛可可的颠覆分子》则通过对斯蒂海默作品的反面阅读，“从女性和同时代的艺术世界中前卫与传统位置的拒绝者这个角度出发建构了这位艺术家的边缘性”[2](P4)。简单来说，就是斯蒂海默艺术策略是借用和转化公众文化大量的资源发展自己的风格，“生活在这个世界，但同时又保持和它的疏离”，以一种外围者的身份投入创作。

　　《摩里索的<奶妈与朱莉>：印象派绘画中的工作与休闲》这篇文章探讨了美术史上另一个与女性密切相关但又充满迷思的主题——工作。在印象派以及其他一些绘画中，存在着将女人的工作——不论在服务业或娱乐业的工作，或者家庭的工作——与休闲的概念整合在一起的趋势。由此，传统观念里的工作图像便被田里的农人、织布工等刻板图像框住。女人的工作常常被剔除在工作景象类别之外，如母亲照顾孩子工作被认为是天生功能，不算劳动，妓女出卖身体却并非看作工作，而是建构成“罪恶”或“消遣”。了解了这样的背景再来看摩里索的《奶妈与茱丽》，这幅画无论风格还是素材都有很大的创新，风格上来说，这幅画构图开放，笔触丝毫看不到女画家被设想的细腻、柔和，而是非常粗疏，迷糊。从题材上说，它“表现了艺术史上最不寻常的情景之一——或许是独一无二的一幕：一位女性画正在给她的孩子喂奶的另一位女性。或者换个方式说，这副画将广为人知但看不到的东西变成了看得到的东西，两个工作中的女儿在此通过‘她们的’孩子的身体以及阶级的界限而互相面对，两人都具有母亲的身份并担任母亲的工作，你可以认定两人都在从事愉快的活动，而这同时又是名副其实的生活活动。”[2](P51)通过以上的方式，这幅画挑战了以往对女性工作景象的描写，“潜在地威胁有关工作地本质、性别和绘画本身的‘古老而悠久的偏见和主张’”[2](P68)。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女性画家并非被动地顺应历史主流的创作成规，她们或通过转换创作题材，或通过制造疏离的创作空间，或通过创新的风格和独特的素材，塑造异动的、奇特的、无法分类的个人创作特色，形成一种“负面美学”(Negative Aesthetics)。用文洁华的话来说，就是在这种反“美学”(Paraesthetics) 创作中，过去在男性思维方式传统中被视为次要的和可疑的东西，现在却成了女性主义者和艺术家的重要材料，用以建立另类的表达模式，务求一改过去的偏见和习惯，并拓展女性主题的表达空间[3](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