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禾：那是管理上的问题。

　　俞可：我觉得那还不仅仅是管理上的问题，教师的知识结构、精神结构出现问题以后，他怎么能够适应社会，适应进步的东西。我们这代人的知识还停留在七、八十年代那种不成熟的知识结构里，而我们后面又由于城市化来得太快太突然，人们无暇去弥补知识上的不足。其实里面还有道德上的不足，教师现在没有了信仰，大概是为了个人利益耗了太多的精力，哪里还有时间学习，哪里还有时间想到学生的未来。

　　朱小禾：知识太常规了。

　　俞可：也不仅仅是常规，而是对知识认识的片面化和对知识运用的实用主义，缺乏对未来的思考，缺乏知识分子的职称条件。

　　朱小禾：美院终究还是体制问题。现在留校的还都是凭关系、熟人留的，而不是考察谁对知识研究得更深入。

　　俞可：我倒不全部反对中国式的人际关系。只是我认为，作为教师应该为自己设置一条底线，这是一条知识分子的人格底线。有一点理想主义，有一点人文精神，这对我们教师来说至关重要。当然，不仅仅只是这些，如国家、民族、家长，我们应该牢记在心，不能忽悠。另外一点，今天的教育还有一个问题是“资本”。我觉得资本这个东西对人来说具有极大的魅力。对资本的体验，早期是中年人显得很敏锐，而现在是年轻人特别迷恋。年轻人把资本想象成另外一个东西，而且越来越朝欲求方面去寻找资本实践的可能性，过去我们片面地去看政治、精神层面的东西，现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上，中国本身并不是一个极端的民族，当然资本本身并不是坏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太迷恋金钱，的确也给当下和未来制造出中国人的一种缺失，这也直接反映在教育中，我觉得这是美院存在的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今天的年轻人在实践自己艺术的过程中，开始还能够积极地去思考、去实践，一遇到资本，他们就失去了目标，而没有得到资本好处的一些人，又失去了心态，他们把不得志装到艺术的桶里，拼命搅拌，显现出反常的反映，保卫式地对待传统和装神弄鬼地号称前卫。

　　朱小禾：还是比较常态。

　　俞可：不，我们这个对文化特别敏感的民族还是一个有很大局限性，就是对文化的思考，常常是平面化的，缺乏对文化艺术的立体观念，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艺术教育、艺术创作、才不能如愿以偿的发挥作用。那不然文化的话语权肯定是在我们中国而不是在欧美了，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文化超越金钱的魅力，这样才能强化出中国人对文化教育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