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修订与人造“第二历史”

　　当我们使用“改造”或“篡改”这类词汇来描述摄影作品的时候，我们所指的主要是新闻摄影、文献摄影以及实证摄影，因为这几个摄影门类的共同职业底线是提供忠实的视觉记录，否则就会被认为是违反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对以追求艺术趣味和视觉刺激的艺术摄影或商业摄影来说，忠实性则不构成批评的标准。)在电脑和数字摄影出现以前，纪实照片和文献照片的改动主要是通过暗房技术实现的。这种技术并不复杂：传统摄影中种种改变原始影像的方法，包括剪辑拼贴、后期修片、特殊印象工艺、绘制照片和重拍等等，都不需要复杂的工具或技术。仅仅在底片上涂上几笔或把两个底片嫁接，暗房师就能够点石成金，推出抢手的新闻图片甚至炮制出虚幻的现实。由于其技术的简便，照片修订的实践在摄影术发明不久的19世纪中叶就已臻成熟：大家熟知的一个例子是以拍摄美国内战闻名的马修·布拉迪(Mathew Brady)，他虽被称为纪实摄影之父但实际上却不断对照片加工，甚至在集体照中添进人物。(图1)大约同时的另一个例子是美国首任总统林肯的一张极具风度的标准像，实际上是在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的身体上安置了林肯的头。(图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尔霍恩是一名保守派议员，其政治主张与林肯完全相反。

图1a，b Matthew Brady，《国内战争的将军们》,1865年左右。修改前。

图1b， Matthew Brady，《国内战争的将军们》,1865年左右。修改后。

图2，左《John Calhoun像》，右《林肯像》，1860年左右。

　　虽然这些以及其他作假例子不断被揭露，但由于充当“造物者”的吸引力太大而造假的过程又过于方便简单，篡改照片的实例在以往150年的历史中层出不穷。如果是在当权者的支持下、出于政治信念或热情而改动照片的话，造假者甚至不需要对这种做法躲躲藏藏，而可以把他的所作所为标榜为热爱祖国和领袖的正面活动。如上所述，在这种状态下，第二历史的制造成为蓄意的行动，其对第一历史的覆盖也具有了预谋的性质。毛主席御用“修版师”陈石林的事迹为我们了解这种政治性的改造照片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例子。

　　在中国摄影史上，陈石林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图3)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著名摄影家。实际上，虽然通过制作毛主席像，他为缔造中国现代的第二历史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从来没有给毛主席拍过一张照片。他的作用是在人们目光不及的暗室里发挥出来的。从建国初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工作是专门为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修版;毛的正式出版照片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有他的印记。也正和他所从事的暗房工作一样，他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隐身人”。虽然经他手制作的照片通行全国，成为革命人民膜拜的对象，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这个情况在建国50年大庆以后终于发生了变化：这次大庆促使人们大量地搜寻建国初期的往事，一些以往不为人所知的秘闻也得以面世。媒体开始报道陈石林其人其事，将其称为天安门上毛主席标准像的暗中缔造者。但是其中的细节直到2007年后才有细致地披露。在这一年7月，记者曾璜找到已经是78岁的陈石林，对他进行了访谈，部分采访刊于翌年第5期的《人物》杂志;更详细的一份记录载于曾璜的博客。其后，《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34期)、《今晚报》(2008年6月20日)等报刊又接着进行了访问和报道，陈石林的事迹才终于被人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