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华：张大力新作展》

　　这个展览标志了张大力艺术实验中的一个新项目的起点，通过系统调查照片的修改和所使用的方法，反思中国现代视觉文化的机制。

　　自从照相技术在19世纪中叶被发明并被广泛地运用到新闻、广告、艺术以至于普通人的生活中，它超越了以往所有模拟现实的美术手段，甚至取代了现实，以摄影图像构成了作为认知对象的现实世界本身。虽然研究摄影史的学者不断提醒我们这种取代和构成的人为性和功利性，但是当我们看到一幅照片的时候——特别是在看到所谓的“新闻照片”、“历史照片”和“私人照片” 的时候——我们的直接反应仍然是：这是真的，这是我。

　　一幅照片不但在其原始形态中已经含有特定的文化取向和拍摄者的目光，它的洗印过程更给人们提供了干预和改造现实的极大可能性。政治评论家们已经指出了世界现代史中出于政治目的对照片的屡屡篡改，张大力的调查使我们看到这种篡改并非偶然个案，而是官方摄影的一个基本和内在的机制。其所改动的对象不但是老照片或领袖肖像，而且也包括新闻摄影和群众场面。经过改造的图像不但重现造就了历史事件和英雄形象，而且也提供了认知现实和“人民”的基础。它们的目的并不在于记录真实的世界，而是在纪实的口号下推广某种“精神”或意识形态。

　　张大力所收集和整理的图片反映出若干改造照片(即改造现实)的方法：(1)取消照片中的特定人物;(2)置换照片中的人物;(3)框定局部，取消形象的上下文;(4)改变背景，突出中心人物或主题;(5)增设或取消道具和细节;(6)对中心形象加以“提高”和润色;(7)改换或增加照片中的文字部分，给予画面以不同的或加强了的主题。这些方法常常结合使用，其目的有多种，有时是直截了当地加强政治性，有时则是带有“艺术性”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理想的画面。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这些方法都必须与绘画相结合：被取消人物或背景所留下的空白必须填满，毛泽东眉间的一丝皱纹也可以被细致地抹平。仔细对比这些图像，我们常常被修改者的苦心和技术所惊讶甚至感动。

　　张大力的这个调查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揭露这些现象，而是在于引导我们去考虑两个更深远的问题。首先，我们开始认识到对照片的修改并非仅仅局限于政治宣传。实际上，类似的篡改被全社会所接受和采用：我们每个人都被更理想的、“升华”了的自我形象所吸引。翻出家中的全家福老照片，它们的底片上总会有照相馆做的细致“修版”;而当今在电脑上改动形象、增益背景更是手到拈来、司空见惯。政治文化中对照片的篡改因此绝非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着一个巨大的群众性的文化和心理基础。

　　第二个问题所牵涉的是这一政治视觉文化和“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及文艺理论之间的关系。根据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郭沫若提出了“真正的(革命)文艺是极丰富的生活由纯粹的精神作用所升华过的一个象征世界。”(《文艺论集。批评与梦》)这个展览中的图像可以说都符合这个原则：它们都“来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通过精神的作用把现实升华为一个浪漫主义的象征世界。

　　巫鸿(策展人)

　　2005.10

　　2005年的这个展览并没有宣告张大力艺术计划的结束。他仍然被探索历史照片的秘密——也就是发现历史本身的隐秘——所吸引和激动。每日不断地搜寻和比较历史图片，他的眼光变得越来越锐利，甚至似乎发展出一种第六感觉：在旁人看来全然相同的两张照片之间他会直觉到某种差异，而这种直觉往往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每次和他通话的时候，他总是迫不及待地告诉我新的发现。最使他激动的是经过反复争取，他终于得以进入中国最重要的图片杂志——《人民中国》——的档案室进行研究。犹如是一个考古学家，在那里他终于发掘出了“第二历史”的原始制作证据：布满灰尘的卷宗里还保存着修改以前的照片底样，上面的文字或标记显示出编辑所做的种种改动的决定：把一幅毛主席像插入会议空间;把一个喂养羊羔的蒙族妇女身边的孩子硬性移走;给一个大庆油田的工人配以高耸的油塔。

　　不断接收到有关他的新发现的信息，我对这个艺术计划的兴趣和理解也不断地发展。征得张大力的同意，我在芝加哥的瓦尔士画廊(Walsh Gallery)为他策划了名为“第二历史”的第二次展览，随后又在我担任策划人的2006年第六届光州双年展和柏林世界文化宫举行的“亚洲再想像展”(2008)中都包括了这个作品。(图10，11)比起第一次的“升华”展，这些晚近展览的内容进一步扩充了，最后达到了120个画框，照片的组合也比较明确地分成了“毛泽东与中国革命”、“英雄与和群众”和“《人民画报》：档案和定本”三大部分。

图10，《第二历史》在第六届光州双年展，韩国，2006年。

图11，《第二历史》在“亚洲再想象”展，柏林世界文化宫，2008年。

　　第一部分中包括了毛泽东的大量重要照片，从他在1933年赣南闽西八县贫农代表大会上的留影到1976年躺在人民大会堂内灵堂中的遗体。这些图片已经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了无数次，所有在新中国长大的人对它们都了如指掌，好像已经变成了自己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但是很少人注意到每张照片所经历的改造，想到自己如此熟悉的图像竟会是陈石林修订的结果。张大力所收集的图像证据基本上证实了陈石林所披露的“完善”毛主席相片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理想化、通俗化和非历史化。以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陕北给毛泽东拍的一张著名相片为例，张大力找到了四个不同版本。最早的一个版本——一幅修饰不多的黑白照片——被复制在1965年7月号的《人民画报》里。站在一面颓蹋的断壁前，主席严峻地注视着对面的相机，眉间的皱纹和瘦削的面颊显示出疲劳和忧虑。(图12a) 1936年是红军刚刚经过艰苦的长征，到达陕北之时，革命根据地的一切都有待建立，而国家在日寇的威胁下正面临着存亡的危机。放在这个历史环境中去看，这张照片比较如实地反映出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但是当《人民画报》在1972年再次发表这幅照片时，这个历史环境已经全然不见：毛的头像被单独切割出来，后面的颓墙被涂掉，主席的面孔也变得光润了许多。其后几年中所发表的版本持续了这个趋势，最后的结果出现在1978年出版的《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中。经过彻底的“美容”，原来的黑白照片已经变为鲜艳的彩色。这里不再有强烈的室外光线和黑白反差对比，有的只是粉彩绘出的主席的红润面颊和青春焕发的英姿——一幅历史照片被改订为一张标准的月份牌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