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问题纠缠中发展的成都实验艺术
对成都的实验艺术而言，现成的写作案例几乎空缺，艺术史的 整理研究也亟待加强。对于在西部乃至全国实验艺术资源和历史文 化积累十分丰富的地区，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是令人遗憾的。因 此，以本人20多年来对这一区域当代艺术的研究积累作为基础和 参照，展开艺术作品现场及问题事实的诸多线索，研究其人文价 值、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并探讨其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区域文化 的内在构成原因，是有现实和历史意义的。之所以定义为成都实验艺术，是因为在成都这个特定的地方，由一个艺术家群体，使用行为、装置、图片、新媒体等多种有别于传统方式的艺术语言，做 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并以他们的不断努力，在20多年的时间跨度 里，不断推进和发展了一个地区的当代艺术。也由于他们持续不断 的群体艺术活动，在业内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被称之为“成都现象”。考虑到其诸多的学理不确定性和内容方式的复杂性，故而暂 用“实验艺术”作一个学术概括，以便于相关问题的探讨。当然， 既强调“实验”，也就包容了丰富的可变性，以及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正是在各种问题的纠缠中，这里的实验艺术以一种不可思 议的精神态势，延续着其顽强的生存发展轨迹。
一、与国内同步的现代主义发端
成都现当代艺术最早的实验活动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85新 潮”时期。全国各地呈燎原之势的现代艺术潮流，对有着良好人文 生态基础的成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当时，如何能够标新立异地尽快扯起自己的“大旗”，进入到全国滚滚而至的文化洪流，是一帮 年轻后生们面对的课题。1986年6月，发起人许大成，带领曾循、 祝开嘉、李继祥、王发林、罗伦建、罗发辉、皇甫其人、张苏、侯荣、何毅等艺术家，以及后来加入的戴光郁、邓鸿、田野、周明、 邱克、余江等一干人马齐聚成都，借“’85新潮”之势，推出“四川 青年‘红•黄•蓝’现代绘画展”，同时宣告“红•黄•蓝画会”正式 成立。许大成的《180°以下的倾斜》、曾循的《走向寺院》、李继 祥的《我轻轻地抚摸太阳》、罗发辉的《窗台下的苹果》、戴光郁的《手的方位》等作品，表达着特定时代艺术家的感受。当时所使 用的艺术样式，几乎可以说是20世纪初以来西方艺术家已玩遍的形 式。但对于中国艺术家而言，由于本土意识形态的体制化封锁和各种历史原因，现代主义进入中国差不多晚了一个世纪。因而，任何 方式的模仿学习，在那个阶段都是合理必要的。
这些作品，用今天的艺术经验比较，稚嫩甚至粗糙是难免的。因为很明显，那一段历史，已成为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无论对错，都很有史学意义。若缺失了上下文的关联，就很 难得到合理的价值判断。也几乎与全国各地一样，一面泛滥着版本 不一的现代艺术方式，一面也滋生着内容与性质迥异的各类问题，成都当然不会例外。就成都的地理位置而言，可能“有利”的是其 偏于一隅，而交通成本的畸高，也在客观上强化了那里的经济与文 化形态的自我独立意识。反过来看，对其不利的也许正是这“一 隅”。因为在信息时代的效率为尊面前，显然难以占得便宜。其负 面的其他问题，也在相对封闭的地域文化圈内悄然蔓延。首先， 从组织上显得草率粗放，也就免不了急功近利的意识占据主流。比 如，在“红•黄•蓝画会”成立的初期，在冲动、激情、利益的作用 下，参加人数庞大至夸张的百余人。不可否认，这其中的大部分， 是在浑浑噩噩中被卷进去的，没有充实的理论准备和艺术实践准 备，甚至没有起码的精神价值准备，因此在第一次展览结束后迅速 萎缩，乃至接近散伙也就不奇怪了。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