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响：成都新视觉艺术文献展”的学术动议，就是要把20多 年的成都实验艺术史，进行一次公正学术的梳理和理论归纳。特别 是对成都的行为艺术繁杂凌乱的诸多线索，进行客观有效的整理归纳，让人们得以从一个大的立面，了解其发生、发展的人文脉络。 高铭潞在针对本次展览的相关文章中指出：“成都无疑是中国当代 艺术的重要基地之一，它的发展和全国是一致的。但是，成都的当代艺术有它自身的鲜明特点，甚至和西南其他地区，比如重庆和云 南相比，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特点和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 是它的艺术生态。这种没有学院依托的生态决定了成都的当代艺术或者前卫艺术在中国最具另类性——反学院、非职业化和市井、街 头等特点……我用‘街头前卫’这个名字去指称它，因为我觉得 它很适合成都的本土前卫活动特点。而这些作品大多具有‘在场’性，也就是和成都的市井街头的环境直接发生关系……成都艺术家的作品，是发生在‘十字街头’的艺术。一些行为艺术、装置作品(比如‘水’的系列)常常在室外发生，这在其他大城市很少有。成都的现代都市文化也比其他城市更多地保留了传统市井文化的成 分。而前卫艺术正是利用了这个传统资源，所以，前卫艺术的街头 活动在成都反而形成了‘见怪不怪’的奇观。”高铭潞虽在当时移居海外，但其学术视点一直没有停止对国内实验艺术的“扫描”， 特别是对成都的关注，使他能够深入准确地掌握这里发生的艺术事 态信息，并产生很有见地的评论。
三、星星之火与团队雏形
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开始，成都实验艺术呈现星星之火，不 时闪光，给人希望。戴光郁从90年代初开始，选择了走出画室， 放弃架上，投身公众空间，用行为艺术方式表达他对人生的体验与感受，以及对社会的不平与看法。所谓“架下”的观念艺术方式， 与他已在实验的综合材料的发掘应用，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它可 能带来的艺术语言表达的丰富及问题呈现的力度，都不是“架上” 所能比拟的。他凭着在书法、水墨、油画方面的基本功力和在艺术 创作中的不断实验探索，对当时成都的实验艺术由小到大逐渐形成 强势，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与此同时，尹晓峰、余极、曾循、周斌、刘成英、张华、朱罡、李继祥、罗子丹、宋永新、陈秋林、 张羽、陈建军，以及后来相继出道的年轻人幸鑫、王挺、何利平、 徐典、贾茜兰、尹峰、黎伟、郑勇、董洁、马海娇等艺术家，也开始或单独或群体地进行各种艺术实验活动，使成都逐步呈现一定规 模的实验艺术气氛，也基本昭示着成都实验艺术格局的成型。加上 从’89后连续几年生活在成都的温普林兄弟，也在不断参与和组织这 个群体的艺术活动，对这里的艺术生态的逐渐升温，起着不可忽视 的重要作用。
这是个名副其实的五湖四海艺术群落。没有具体的组织和纲领，更多的是玩艺术的热心、信心、野心。他们中间，有的有正 式工作，有的有非正式工作，有的辞去正式工作，有的啥也没有四 处漂荡，图得是轻松、自在、快乐。他们被公众和媒体质疑最多的是：你们的艺术出格不靠谱儿，作品卖钱吗?怎么生活?这种问题 由来已久，可能全世界的实验艺术家到今天多没有解决，他们怎能 例外?好在这里是“天府”，生活成本低廉，既养人，也养艺术。他们在艺术上“高调”行事，而在生活上“低调”为人。其实，这 种不要任何理由和借口的闲情逸致的轻松散淡情调，一碗清茶，一 杯啤酒，一些自由话题，甚至坚持不懈的AA制，享受的是普通人不 理解的快活野性，艺术思维和创造灵感在不经意中滔滔溢出。但同 时，这种松散草根的生存方式，有些乡野随性和江湖义气，缺乏本质的内聚性与向心力。他们虽在体制外，也难免受体制化的组织结 构、领导模式的负面影响，出现争执或内讧，甚至争权夺利，并伴 随着大小不一的矛盾滋生，也是社会文化生态规律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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