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在都江堰举行了“水的保卫者”(第三回)“本 源•生命”艺术展。余极的《对水弹琴》、尹晓峰的《占卜》、戴 光郁的《水墨基础技法演示》、曾循的《河祭》、刘成英的《伸 手》、朱罡的《玫瑰船》、张华的《饮水》等现场行为作品出展， 表达了艺术家对生态问题的关切。成都平原的富庶，直接得益于岷江水系和都江堰水利灌溉系统。人们与水的至爱亲情令艺术家对水 充满敬畏。1999年12月，“水的保卫者”(第四回)“释水”艺术 展在都江堰实施。此时都江堰刚获准进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府南河工程又获得多个国际国内大奖。时间的上下游，自然的上下游，文化形态的上下游，形成生态、历史、文化对应，为艺术 家的创作增添了更多的话语内涵。共有余极的《鱼对余说》、戴光 郁的《兴风作浪》、尹晓峰的《卵神2号》《母亲河》、周斌的《秩 序》、刘成英的《邮政慢件——寄水》、宋永兴的《记忆流失见 证》、张华的《施洗》、曾循的《到此一游》、朱罡的《礼物》等 现场行为、装置作品出展。作为以水为媒材的观念艺术展，其涉及 问题的广度与深度，都是“水”无法承载的。
六、不能忘却的艺术个案
在此期间，有一些反常现象不能不引起注意。由于成都实验艺 术群体内部，一直存在的排座次、争地位、除异己等不健康因素，“不听话”者会被孤立、封闭、除名，因此罗子丹成为首个被惩戒者而被很早就排除在群体活动之外。他的行为艺术活动，从一开始基本是以个人方式展开，而群展大多没有“资格”参加。也许正是 这个原因，他坚持独立奋斗，并逐步形成超脱的个人面貌。其特点 是思考跳跃纵横跨越，时间密度大而惊人。兹选择部分作品排列如 下：1995年11月，他的行为作品《白领行为》，发生在成都科华北 路科技一条街;1996年5月，作品《一分钱的行为》实施，地点在成 都春熙路;1996年6月，作品《小街装置》实施， 地点在成都大学 路菜市场猪肉摊位;1996年8月，他在原成都科技大学正门口做行为 作品《我挺立着》;1996年12月，他在成都闹市区春熙路等地实施 行为作品《一半白领一半农民》;1997年5月，他在成都新南门桥 头做作品《白领标本》;1997年10月，在成都望江公园生态堤实施 行为作品《人——污染源》;1998年1月，在原列侬酒吧门口做行为 作品《活着与死去的艺术家》;1999年7月，做行为作品《日啖荔 枝三百颗》;1999年10月，在成都航空港，做行为作品《遛狗的预言》。
罗子丹的艺术方式，堪称十分另类和特立独行，也很难再找到 相似的“版本”。光是他的作品数量之密集，几达一两个月出展一 次(个)作品，便在今天的本土当代艺术界也格外突出抢眼。从成都实验艺术生态的大局观来看，他的作品价值，应该不逊于有些群 展作品。但为什么我们一面要强调艺术家的生存自由和表达自由， 一方面又在人为限制或侵犯这种自由?本来是一个松散自在的艺术群落，却演变得与体制内的协会、江湖上的帮会如此相似?究其原 因，汉语历史文化中沉淀的封建帝王思想、狭隘顽劣的农根习性残 余，并没有随着社会变革而销声匿迹，它在社会基因中像癌细胞发散到我们生活现实的各个角落，一旦气候土壤适宜其生长，便会肆 无忌惮地吞噬社会机体的薄弱环节。艺术生长于其对应的社会背景 中，也就难于免俗地会打上与其对称的社会烙印。由此不难判断，在成都这样一个以农耕文化为历史特色的地方，“天府”的农商地缘优势与“盆地”的狭隘意识劣势并存，形成社会形态的特殊结 构，对称生长着各种矛盾，便有了合理的解释。相应地，艺术不能 免俗，出现这种略显沉重的个案，因果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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