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诅咒的部分”
　　
　　这个副标题来自哲学家乔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的一本书的名字。他用这个名字表示所有“无法思考、无法再现的恶心部分”。
　　
　　在行为艺术中，这部分不能单纯用“身体伤害”、“暴力”、“血腥”等词汇来归纳。比如当代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们，就曾在自己身上贴满羽毛，涂上血迹，躺在大街上装死。他们的作品虽然充满表现力，但还没有让人震惊到无法接受。而奥地利的布鲁斯（Günter Brus）在一次“偶发艺术”行为《艺术与革命》（1968）中，将小便尿在一支玻璃瓶里，再用自己的大便涂抹全身，最后又把小便喝了下去——在这一系列行动中，他还一边手淫，一边唱奥地利国歌。于是他被关进监狱六个月。所以，从形式上看，“被诅咒的部分”应该是指那些触犯了社会禁忌，并威胁到一个文明社会的伦理和思想秩序的作品。
　　
　　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社会禁忌在行为艺术领域有着非同一般的时效性，比如裸体行为。裸露身体的作品在一开始是动人的，因为在公共场合裸露身体本身就是一首诗。但随后，再次进行裸露的作品，就不会再引发对“身体的裸露”这一事件本身的审美，而只会表达创作的观念或者意图而已——因为“裸露”已经不再是禁忌，而是一首诗了——诗的存在是永久的，任何对“裸体”的重复都只能成为对这首诗的引用而已。再往后，裸体就常常变成文艺腔的宣言、古怪的说教、严谨的定义，以及贫弱的思想。“身体的裸露”已经不再是诗，而成为演讲中的论述，并为其赖以生存的美感画上了句号。
　　
　　于是，在今天的行为作品中，“身体的裸露”的美感，已经无可避免地转换为“裸体”本身的形式的美感。这意味着，作品的裸体所展现出的每一个细节：体型的胖瘦、健康的好坏、生殖器的大小，都是有其审美意义的。将这些归为“身体裸露”的启蒙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裸体是如此，对于其他社会禁忌的破除也是如此。在今天的社会中，“被诅咒的”信息也能得到最大化的分享。因此，不论行为艺术家们是否能找到新的社会禁忌，“打破社会禁忌”本身已经不再具有审美的创造性，它已经整个被认知为一种既定的社会现象。所以，如果作品中依然存在“被诅咒的”因素，它们就必须为自己找到足够的诗意，而不是文本的拼接。当然，如果这些因素愿意作为阐释观念的文本存在，愿意作为美感的替代品，愿意作为空洞的修辞和展出的借口的话，那么所有的讨论都是徒劳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被诅咒的部分”已经不再被诅咒，而是被推崇和宣扬了。这意味着，作品已经不再借助人们心中那股诅咒的力量来创造美感，而是把“被诅咒的部分”本身变成了可以鉴赏的玩物。
　　
　　真正将“被诅咒的部分”中的能量挖掘出来的，应该算是莎拉·凯恩（Sarah Kane）的“扑面而来的戏剧”(in yer face drama)。她的剧本包含了许多性与暴力的描写，而且这些描写都会由舞台上的演员表演出来，包括口交。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她的剧本的演出，看做是舞台上的行为。恐惧和震惊，是一种无法分享的快感。而在凯恩的舞台上，演员们会在观众中引起恐惧或震惊的共鸣。这种被诅咒的力量散发出神秘的吸引力，将人们引入另一个无法言说的世界。我们相信，她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仍然是崇高的，她曾经说：“我那些关于爱、希望和勇气的作品，似乎让所有人都压抑不堪了，除了我自己。”与她相比，奥地利的赫尔曼·尼奇（Hermann Nitsch），或者鲁道夫·史瓦茨科勒（Rudolf Schwarzkogler）看起来就像是在观众面前捣乱的孩子，但他们内心的冲突也是难以揣摩的。所以，触摸“被诅咒的部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篇简短的讨论并不完整，对于理论的梳理来说，它并不是总结，而只是一个开始。行为艺术新的可能性，最终要靠艺术家们自己去寻找，因为只有艺术家才能把艺术带入美的崇高之处。
　　
　　
 

【编辑：袁霆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