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认识，美术院校在中国，既是“西学东渐”的舶来之品，也是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生成之物。它的设立，无疑深深根植于20世纪初期以降激荡变迁的中国社会现实——“美育”作为社会性的强烈诉求被提升为美术院校的宗旨，“现实主义”作为美术创作的原则而被引申为美术教育的基点，“写实”作为传授的技艺主干而成被写入学院教学的典章——更多地反映出社会性的外部期望与集体意志。然而它的发展，则更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美术界在思想、观念、风格的多元拓进。在当时的美术院校，“颠覆”被转译为“宽容”，“反叛”被善意为“推动”;视“批判”为先锋，以“前卫”为实验，由此极大地彰显出个人化的自由天性和创造禀赋。

　　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的这类“颠覆者”或“反叛者”，多数出身学院科班，而就是在当下这类“人才”仍源自学院的精心栽培。对两者间关系的刻意厘清事实上绝无意义，因为学院，从未视他们为自己的“异类”或者“掘墓人”，相反甚至有可能将他们的实验结论纳入自己的体系，而生成出所谓的“新的传统”，促成自身的更新蜕变。而这种互动而共栖的关系更构成了当下中国美术创作的剧情主线。

　　在当下，中国的美术院校内部诚然已经出现了太多的变化。而在院校之间，在忙于扩大自身教学规模的同时，也力图在各自的教学目标上推陈出新。所谓的“八大美院”，加上各省市艺术院校或综合性大学中的美术系科，已经形成了新世纪的版图样貌。事实是这种新的版图样貌，不再依赖于这些学院各自的煌煌历史，亦非借助于这些学院中“名家巨擘”的驻场呼应，更多的则是源自青年艺术家的不断涌现，以及由此引发的艺术创作的活跃度。

　　在当代社会中，“青年”往往是“无畏”和“勇气”的代名词，“青年”往往是“方向”和“趋势”的导引者。美术院校的正规训练依旧是他们成长中的重要一环，而对古代艺术和现代艺术的经典的同样熟知也决定了他们有着更宽广的师学视野。然而显见的是，他们并不热衷于对任何艺术经典进行所谓的重新诠释，以至于将形式视如意见，把风格视如认同，或者仅仅满足于在"象牙巨塔"内的知识拼装和技艺挪用，因为"艺术"早已成为了一种关乎他们的志向、姿态、立场乃至生活的观念。与此同时，他们亦不赞同早先疾风暴雨式风格推进与形式革命的方式，更立足于从绘画主流中逸出的致力思考，不约而同地强调完全个人经验的叙述，张扬个性，视个人风格化的确立为一种与他人相疏离的另辟蹊径，并将这一选择所得出的结论，最终转化为艺术创造的首要原则。由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个性化的面貌与形式语言，不再是取巧空洞的观念或矫揉造作的姿态，而是具体落实的创造推进。此外，通过创作，他们还在刻意彰显一种关于21世纪文化知性的新形态。即便在此时此刻这一新形态仍未足够明确，然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往往既睿智又感人，不仅有可能会被公认为当下最重要的视觉形象，如果假以时日，也总有一天会从中衍生出更具价值的艺术特质。

　　如果要对现今以各地美院为核心的新艺术家创作做出某种细致的描述的话，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区块则是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以及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形成了所谓“学院三角”的版图貌相，并由此呈现出在不同地域语境作用下的创作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