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先锋艺术：行为、装置（1995-2008）

查常平

　　成都的先锋艺术家群，以行为、装置为主体，他们更多选择了观念艺术这种艺术形态。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后，中国的现代艺术，无论创作还是传播，基本上处于沉闷的窒息状态。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戴光郁和另外四位艺术家曾循、李继祥、王发林、江林一起，奉献给观众以《000’90现代艺术展》。他的《老子是庄子的老师》，在国内先锋艺术界首开运用综合材料的先河。但是，1994年访美归来，他决心放弃架上油画创作，转向装置、行为艺术，创作《中国风景》、装置《中国屏风》、实施《红房及红房之外的风景》。
　　
　　悠闲自由的市民生活与思想深邃的人文传统，构成成都在中国城市中最突出的特征。1995年，借成都市政府改造府南河之东风，美国艺术家贝特西·达蒙女士经戴光郁的协助，以《水的保卫者》名义实施了一次艺术活动。中外几十名艺术家，高举“府南河水质保护宣传周”的标语，昂首阔步地走在府南河两岸大街上，完成了几十件装置、行为作品。成都的公共媒体《华西都市报》等，首次向市民介绍了什么是行为艺术、什么是装置艺术。达蒙等艺术家们，一时成为了公众名星。尹秀珍持续两天和观众一起《洗河》，戴光郁的《搁置已久的水指标》，都是非常出色的作品。该活动共有四回展。第一回展后，达蒙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修建环境艺术作品“活水公园”上。
　　
　　1996年４月19日连续三个月周末，批评家王林在成都主持《听男人讲女人的故事》观念艺术系列展。它主要从自然层面及文化层面对女性和女人在历史现实中的存在境遇进行了深度的展示，并给“故事”的讲述者及倾听者反思女权主义的根源以契机。它从装置方面、《水的保卫者》艺术活动从行为方面，为成都先锋艺术的诞生预备了文化土壤。
　　
　　719时代——共同体创作
　　
　　成都先锋艺术圈的形成，和“719艺术家工作室联盟”的历史相关。
　　
　　1996年夏季某天夜里，余极邀请众人喝柠檬水。对话中，大家一致同意建立松散的艺术家“独联体”，并得到多年来一直关注成都先锋艺术的学者查常平的回应。成立时间，选在1997年7月19日，取名“719艺术家工作室联盟”，每月19日，聚会活动一次；成员有戴光郁、刘成英、曾循、余极、尹晓峰、朱罡、张华、罗子丹以及笔者本人共计九人，召集人戴光郁，学术委员有批评家岛子、王林、帕森斯等，笔者任常务学术委员。联盟艺术家，每年至少参加一次联展和完成二次艺术活动；后经岛子提议，反复讨论形成了“生态艺术”的艺术理念和发展方向，定期向国内外的一些批评家如栗宪庭、黄专等寄送文献资料。“联盟”“强调艺术家个体精神存在价值，尊重艺术实践的个人性话语生成方式”。刚问世不久，它便参与了由北京的先锋艺术家宋冬发起的《野生  1997年惊蛰  始》艺术活动。其中，戴氏的《制造印痕的行为》、尹晓峰的《昼夜有别》、刘成英的《邮政慢件》、曾循的《神框》等，在中国先锋艺术史上已经成为了经典。
　　
　　“719艺术家工作室联盟”的出现，为成都先锋艺术在公众心目中的传播，奠定了客观的基础。1997年10月，温普林一行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的摄制组成员，来蓉专题拍摄先锋艺术的发展情况。于是，719的艺术家，提出在都江堰实施《本源 •生命》——“水的保卫者”第三回环境艺术展。艺术家们的出展方案，在学术主持查常平家得到了激烈讨论，《成都商报》的著名记者余留文（后为《南方周末》资深记者）和摄影爱好者陈默等也参与其中，气氛紧张、活跃、民主，唯罗子丹在安南索桥拣垃圾的方案，因观念普通不愿修改而未通过。央视的专题播放，《成都商报》四天的连载，四川卫视的全球放送，从中央级到地方级都江堰的电视、报纸近十家媒体的全面介入，使其在中国成为一次展开先锋艺术的启蒙教育、传播现代艺术福音的活动。从此，719的艺术家的每次活动和展览，都得到公众媒体的推波助澜。四川电视台的林强，成都经济电视台的主持人张欣宇、记者戚秦，《华西都市报》的记者杨明荣、《商务早报》及其停刊后转职《成都晚报》的卢泽民等，成为了成都先锋艺术的见证人。他们几乎有展必亲历现场。罗子丹在此后几年，基本上每月一次的行为艺术活动，也是媒体关注的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公众对于装置、行为艺术的认识。
　　
　　这种被批评家称为发生在都市中的生态艺术，以1995年  “水的保卫者”艺术活动为开端，其后有1996年在拉萨举行第二回展、1997年在都江堰的第三回展和2000年第四回《释水》展。该系列艺术活动，以群展的方式出现在户外空间。关注自然生态的境遇、重审人类与自然的对抗关系，一直构成成都的先锋艺术家们的兴趣焦点。其间的代表作，有刘成英的《天问》、余极的《鱼对余说》、曾循的《河祭》等。其永久的艺术标志，是由1998年美国艺术家贝特西·达蒙设计创作完成的“活水公园”。它坐落在成都府河上，集艺术性、功能性、教育性、娱乐性为一体，成为中国艺术文化的光荣与梦想的见证。
　　
　　在汉语思想中，我们一般把生态与自然对应起来理解，仿佛生态问题即狭隘的自然环境问题。其实，成都的先锋艺术家们的实践，已经大大扩展了上述关于生态概念的常识性理解视域，将生态从自然中突破、延伸到社会、人文领域。面对大众传媒兴风作浪形成的文化克隆思潮，1997年，719的艺术家们，实施了《复制时代的人》艺术展；为了表达对由于商业文化的专制导致个体生命文化记忆丧失的忧患，他们1998年完成了《捍卫记忆》艺术展；基于对观念艺术当时在中国依然处于边缘境地的自觉，他们1999年有《地下室手迹》展。仅在2000至2001年间，他们共同《居安？思危？》，在官方的成都画院《执白》，在“3 •15”消费日质疑当代人无尽的消费伦理为《残骸》，在民间的成都现代艺术馆有关注女性女权的《上下左右》展，“9.11”事件后同诗人合作共同举行《星期五——与声音有关》的诗歌朗诵活动，并向成都双年展射去偏离主流艺术轨道的《抛物线》。
　　
　　成都这座城市，今天已成为中国先锋艺术的策源地之一。它是1982年首批国家级文化名城中的一个，但今日的成都，古城的风情遗址，早已丧失殆尽，除了大街小巷传来的声声入耳的麻将声之外。1998年5月，在古代蜀民每天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迎曦下街），一段300米长的明代古城墙，因房地产商拆迁民房而跃然出土。一段时间内，719的艺术家们，纷纷以明代城墙为背景邀请媒体实施装置、行为作品，呼吁保留此段古城墙。笔者请来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的宿儒，策划了“城墙作证——我们心系成都”活动。
　　
　　在这个以速度为美德的时代，先锋艺术在成都找到了它的生存基础。719的另一位艺术家余极，在《本源•生命》展中因《对水弹琴》一举成名；2000年4月，他又因《尤物之吻》“迫害”小鸡，遭到全国许多娱记的抨击。这是由顾振清策划的《人与动物——文化动物》系列展上出现的作品。《天府早报》、《四川青年报》、《成都晚报》，都以专版篇幅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讨论。正是在这样的人文生态场景中，成都在2001年8月迎来了第二届（OPEN）国际行为艺术节的开幕。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艺术与法律、道德的差别，再次上升为中国当代艺术最敏感的话题。
　　
　　罗子丹离开719后，胡建和来自西安的艺术家周斌入盟。但是，1999年7月的《地下室手迹》展，最终标志着以719的共同体名义做展览方式的谢幕，艺术家们不再定期每月19日聚会，但作为艺术共同体的实践，一直延续到2003年5月非典刚结束后的《中日行为艺术交流计划展》。除曾循外，719的所有艺术家都参与了该展。它由日本艺术家霜田诚二和中国批评家王林策划。前者1992年着手发起“日本国际行为艺术节”（简称NIPAF），到今年共举行了十五届，1998年开始海外巡回展，至今有四十多个国家的200余位艺术家接受邀请参加其活动；另外，1996年开始“NIPAF亚洲行为艺术连续展+信州夏季讲座”。每年两次的日本行为艺术节，在亚洲掀起了行为艺术的热潮。于是，中国的台湾与澳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纷纷组办自己的行为艺术节，作为国家文化形象开放的象征。不过，《中日行为艺术交流计划展》，标志着成都先锋艺术的719时代终于结束。
　　
　　成都的地方大众传媒的报道，一般将先锋艺术局限于行为艺术。但是，事实上，我们说的先锋艺术，应当包括行为、装置、影像、地景、网络诸种媒材。719的艺术家们，主要在前两个领域耕耘。和北京、上海、广州的先锋艺术仅在艺术圈内传播相比，719最大的成功在于它在公众心目中对先锋艺术接受空间的拓展和文化想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