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们最核心本能的沟通方式。所谓摄影语言问题，我觉得就是感知镜头能够看见的事物与能够表现出的事物之间的独特轨迹，这其实是摄影存活的基础和方式。我们目前要做的，就是好好尊从和学习，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图谋发展。

　　在这个研讨会上，我批评了我们国家摄影师的基本功。在连州布展时，许多新闻摄影师的照片，即便是拍摄同一个题材，也是大大小小，分明是裁剪过的。这就暴露出了问题：这说明这些摄影师没有最基本的把握能力，因此，照片本身的魅力，对于这些摄影师而言，与其说是视而不见，不如说是根本就无力去掌握。这样的照片，只是满足一时之需的照片，只是饭碗和任务的产物。

　　这个问题和我们的评论引导有关。相当长的时期，中国摄影被加载了太多摄影以外的功能，中国摄影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垂青。以前是宣传工具，后来是思想解放的载体、勇做时代见证人、历史的注脚、警世的力量、世界的眼睛、普世价值观……无论怎样，这些宏大的建构基本上都是用集体理性或意志作为根基，都是用先验的理念和普遍性的立场作为凭借，以追求真理和客观的名义，似乎特意摒弃了个人感性的体悟和融入，摒弃了摄影语言、修辞、技术和形式的训练学习。说到底这是一种反个人化的观看方式，看似不同面目的摄影作品，多多少少都以同质化舍弃了人的生动、具体、多元的因素。我们强调“文以载道”，强调态度、立场才是重要的，甚至对态度和立场任意拔高，似乎一张照片，有了鲜明的立场就够了，拍什么是唯一重要的，而怎么拍只是雕虫小技，不值一谈，如果有摄影师钻研技术和语言，会被视为玩物丧志。

　　中国摄影仍然存在庸俗化的危险，粗制滥造的纪录纪实类摄影蜂拥而上。摄影话语分析或者符号解读时常不知不觉地写成了社会学报告。摄影话语必须保持一个恰当的分寸：援引社会、历史或者意识形态解释摄影的时候，我们不能颠倒过来将摄影叙述为社会、历史或者意识形态的简单例证。摄影文化研究揭示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而不是将摄影作为一个现成的包裹塞入已经贴上工具论标签的方格。

　　迄今为止，不少评论家对于摄影与社会公共空间的现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许多评论家认为，许多中国当代摄影远离了开阔的社会历史，一头扎进了私人拍摄的死胡同。摄影之中已经见不到田野、工地或者民众的生活。这种摄影与多数公众又有什么关系?他们看来，只有返回重大的社会主题，摄影才能修复与公众的联系——例如关注底层的生活，或者正面强攻腐败与体制之间的关系。然而，另一些评论家并不认可这种诊断书。他们觉得，聚集公众的目光或者因为人事的尖锐性而耸动一时，这并非摄影的胜利。因为摄影之外的某种追求而牺牲摄影，这种教训一个世纪以来已经够多了。“现实主义”并不是拯救中国摄影的灵丹妙药。摄影就是摄影本身，摄影是自律的，纯粹的摄影——从来不会把评判的标准移交给社会学。事实上，公共空间的拒斥与否和摄影价值的增损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