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新生代”的艺术家如刘晓东、喻红、赵半狄、展望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描绘剥离了深刻意义的平凡琐事和街头巷尾的平常景观，可作“心理对抗机制”的反映。而玩世写实主义和艳俗艺术则折射出都市生活的“刺激文化”特征。

　　在对都市中人的生存与心理状态的进行旁观与再现的作品中，于洋在2009年创作的摄影和影像作品《七天七夜》和十多年前李孝萱的“都市水墨”作品《大轿车》(1995)选择了同样的主题——拥挤的公交车。于洋的作品中，印在公交车身上的语句——“我们走七天七夜就可以到金子铺路的地方”是意味深长的点睛之笔：其一，这句话恰恰符合菲什曼说的“使用时间来作为距离的衡量”的都市生活特征;其二，中国的城市化之路伴随着的大批从农村涌入城市、从小城市涌入大城市的追求“中国梦”的人，而那“走七天七夜就可以到”的“金子铺路的地方”，车上的乘客又岂止为之奔波了七天七夜呢?此情此景，令人想到罗杰·沃尔丁格(RogerWaldinger)1996年的书名：仍是希望之城吗?(StillthePromisedCity?)而无论是在《大轿车》还是在《七天七夜》中公车乘客那木然、疲惫的表情上，我们都找不到答案。

　　景观背后的第三种可能

　　上文中提到，无论是对都市空间的再现还是对都市中的人的再现，都是带着距离的旁观或者静观。接下来，本文将探讨都市艺术的第三种可能性：介入。

　　在都市化进程中，矛盾的焦点之一就是旧城更新带来的非自愿迁移——拆迁。对于强制拆迁带来的无奈感，展望在1994年的《废墟清洗计划》中通过对拆迁中的房屋的“修复”行为进行了表达。同样以拆迁为主题的当代艺术作品还包括张大力的《拆》、王劲松的《百拆图》、尹秀珍的《废都》，等等。这些艺术作品表达了艺术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介入的愿望，但本文认为，无论是上文提到的对都市建筑、都市人格的再现，还是以上这些关注拆迁问题的艺术作品，都尚未触及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深层问题。

　　通过对美国城市化进程的研究，雷布金斯基(WitoldRybczynski)指出，美国城市化的进程与其说是通过城市建筑，不如说是通过一种城市化的中产阶级文化的传播来展开的。对这种“城市化的中产阶级文化的传播”，罗莎琳·多伊奇(RosalynDeutsche)在《被驱逐者的建筑中》用“绅士化”一词恰当地进行了概括。“‘高雅文化’……将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感情融为一体。它的在场印证了富裕的街坊四邻过着上层生活的‘真实’现状，同时也提供了再开发对公众负有责任甚至还具有‘民主’特色的佐证”。通过此种绅士化的修辞手法，“利润和控制的特殊利益”似乎是由“真、善、美的普遍利益”决定的，从而为城市的再开发进行了辩护。多伊奇进而认为，城市的再开发是一个“双重性的计划”，会带来同质化和解域化的结果，即一方面是城市空间的同质化，另一方面是原住居民的解域化。而解域化的后果则是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Kluge)称之为“政治工厂”的公共领域的丧失。

　　作为中国都市化进程一部分的旧城改造体现的是同样的问题。民主的公共领域是市民性的标志，它使得城市不至于成为居住区的拼合和散沙般的人的混合体。正如韦伯所言，城市不应该仅是单一的通过经济关系而联系起来的居民的区域聚集，而应拥有某种程度的自治，“以及通过全体公民参与而形成的公共权力进行的管理”。中国当代的都市化进程中，公共领域的缺失、社区文化的单薄和拆迁矛盾的频频爆发都反映出一个根本的现实问题，即都市化进程中民主参与的不足。对市民民主参与的关注，已经体现在2009年底在深圳市“市民中心”举行的第三届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年展上，(《南方周末》对此次双年展的报道的标题是《城市广场就该属于市民》)。而今年的798双年展上未能实现的行为艺术计划——“最牛钉子户”吴萍的行为表演，或可视作当代艺术介入都市化社会问题的尝试，然而其揭示问题的深度、展示问题的角度(包括炒作的嫌疑)都值得商榷。

【编辑：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