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信仰的支撑点

　　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的现代艺术展，是1980年代的一个总结性展览。 “枪击事件”原件是肖鲁在浙江美院的毕业作品《对话》，开展的时候，她朝自己的作品打了两枪。现在这个作品有争论，我把这个看成一个事件作品，《对话》是肖鲁的毕业创作，在美术馆开枪就改变了她女性原初的感觉，而构成一个事件性作品，因为在中国美术馆开枪，是唐宋撺掇了肖鲁，唐宋因此开始参与到这个枪击事件中，并且因此被捕，一直到被放出来，事件完全按照唐宋预先的设计发展和结束。作品的性质就从表达男女情感纠葛《对话》，转变为在北京中心地带开枪的《枪击事件》，作品的方式和内涵发生非常重要的转变。枪击事件完了以后，我去监狱接他们，唐宋说了他们刚被抓进去时，把他们塞到桌子下面，踢他们，后来一验枪，发现不是一个简单事件，据说马上汇报到中央，当上面有指示后，他们在监狱得到善待，并且很快就被放了出来，转危为安了。但是其中的危险性一直存在，即使枪的主人、作者的高干背景都计算到了，如果换一个时间段，不是1989年最宽容的年头，结果也可能会不一样，但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老天成全了这件作品。

　　1979年一直到1990年代初这段的艺术，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艺术的思潮和社会的思潮密切相连，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时候的艺术思潮有相对的焦点，都可以看到它明显的针对性，比如说1980年代初社会的拨乱反正思潮，和艺术上针对文革的高大全、红光亮，强调小苦旧。1980年代中期整个社会思想界的文化批判运动。1989年之后，整个社会上的无聊和茫然的情绪，和艺术上出现的现象也密切相关，但1990年代中期以后，突然艺术思潮和社会思潮的连接点变得暧昧不清，也找不到社会思潮和艺术思潮的焦点，或者说艺术和思想解放运动之间的紧密关系，突然间失去了，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个性化。所以我把1990年代初并在1980年代来谈，把它们作为一个总的阶段来看，把界限划在1990年代中期，如果只是把1990年代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容易把已经鲜明的艺术问题给混淆了。方力钧、刘炜、刘小东、喻红、宋永红、王劲松的这些作品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看这批人的东西，和1980年代中期关注一些大文化的作品不同，突然到了后八九这批人，他们的作品不再有这种大文化的视点，开始转向个人，他们的画面里都是画自己，画自己的同学、朋友、亲人。同时他们回到写实主义手法，以生活中一些无聊、偶然的片断入画。我以为现代艺术展和天安门事件有某种象征关系，现代艺术展体现了整个1980年代艺术家用西方文化拯救中国艺术的企图，那么天安门事件，也代表了整个社会对西方民主制的呼唤，结果也相似。这之后，对文化的拯救这种理想主义的怀疑、失望和茫然，成为那个时候的普遍心理。或者怀疑文化拯救本身就不可信，拯救只能拯救自我，那么自我是什么?自我很无聊，找不到意义，找不到信仰的支撑点，所有1980年代中期大家热衷的弗洛伊德、萨特都不再能成为人们精神上的营养品。

　　我写这批艺术家时，用了一个词“泼皮”，这个词是一个世俗用语，魏晋之后，泼皮一直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在所有有佛教的国家，只有中国和华人居住地才有“嬉皮笑脸”的弥勒佛造像，这种造像的产生，我以为和中国人长期生存在无奈的心理感觉中有关，泼皮的，有一点玩世的，无所谓的，嘻嘻哈哈的，他解脱了心理上的很多压力。方力钧的光头傻笑的形象，和弥勒佛造像作比较，它们之间有一种莫名的相似感觉。就是在1989年以后的环境就是中国人的这样一种生存环境，背景所造成的。

　　消费一切的时代

　　“政治波普”，就是政治的波普化。我们回忆下，1990年代初期政治波普之后，社会上曾经流行重唱毛泽东歌曲热，很多歌星出来唱毛泽东歌曲，但是以流行的处理方式和心理状态来唱的，这是一种转换，向过去的一个时代告别，毛对于我们这一代和更老点的人来说，是仰望的，但现在毛突然被印到打火机上，水瓶子上，变成一种把玩品和消费品，这个时候毛的形象再次出现时，是在被消费的状态中，被消费掉了。这就是革命时期的文化突然被商业文化冲击时一种心理状态。后来我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时的一些画家中，看到和中国的这些艺术家非常相似的东西。

　　前苏联艺术家一位艺术家有件作品，列宁肖像下面有一条列宁“语录”：“可口可乐才是真实的东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一直拒斥的东西，突然在一夜之间成为主角。那时流传一个笑话，说美国人向总统报告说：“苏联人宇宙飞船上了月亮，正把月亮涂成红颜色。”美国总统说：“不要管他。”过了几天，又报告说“快涂满了。”总统还说，“不要管它。”最后报告总统“现在月亮被完全涂红了。”总统说：“是吗?我们派个卫星上去，在红底子上，用白色写上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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