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父亲，感谢他赐予我身体和铅笔。
随 笔
12月16日。
昨天在城里，回到家已经凌晨两点钟。
今天起床很晚。午间下起细雪，天空阴沉，傍晚转晴，有红霞。平时很少写笔记，素描到是经常要画。
我小时候，家住在大连周水子火车站广埸旁，一幢日式二层楼里。火车站也是日式建筑。广埸中央一棵巨大的槐树，火车整日来来往往。我们的房子在二楼，有四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每次需走到楼梯口再向右拐，才能看见厕所的门，对于我是一条很长的路。
邻居家的小伙子给我讲了一个很恐怖的故事，“绿色尸体”。每讲到关健地方，都要突然惨叫一声，吓得我几乎昏过去。但每次醒过来还想听，他却不讲了，说饿了，我就回家拿好东西给他吃。然后又要再昏过去。以后每次去厕所都非常恐怖，别的小孩子总是嘲笑我。我就给他们讲了那个故事。结果，不被嘲笑了。每天晚上去厕所，几个小孩子都要约好一起去。
“绿色尸体”这样的恐怖故事，差不多那时候每个像我这么大的孩子都听过，可以算是我的启蒙。从这个故事里知道印着“上海”字样的黑皮包，长江大桥和女特务之类的事。虽然对小孩子太残酷，但我似长大许多。看见穿裙子和用火钳子烫流海儿的陌生女人，就会判断出她是女特务。才明白原来周围是有坏人的，可能此时正看着你。
那时候，我们经常在晚上从家里偷跑出来，手里拿着棍子在街道上巡逻，心里很紧张、刺激，没准儿什么时候真的碰上一个台湾特务。终于有一天，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那个人在广埸上总是对着车站值班室看手表，通常特务就是用手表来偷拍照片的。而且那个人手里就拿着印着“上海”的黑皮包。我们几个小孩子非常紧张地跟踪那个人，那人这儿走走那儿看看，行迹越来越可疑。跟着他穿过了几条街，不久就被那个人给甩掉了。我们马上跑到派出所告诉值班的警察叔叔，但我们看见屋里桌子上放着一个黑皮包，刚才那个人也坐在椅子上，我们很惊讶。警察叔叔指着屋里那个人对其中的一个小孩子说：“那人从鞍山来的，找你妈的，是你舅舅。”
17日。
天空晴朗。有薄云，微风。雪化净。
站在院子里，听到河水的声音。上午在画室里坐了一会儿，有点冷。
一个小时候的印象，是我每次去旅顺都能想起来的。那时我和爷爷住在大姑家，经常和四哥出来玩。旅顺当时几乎见不到俄国以外的建筑。青石铺的街道，两旁有柱廊的房子，黄色、粉红色的大楼。街道尽头的港口泊着灰色的军舰。那时旅顺人口很少，大多是水兵。印象中一有风，就会看见水兵的飘带飘着就消失在黄色的柱子后面。后来看到基里柯的那些画，更是让我印象深刻。
小学第一年，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叫抗大。第二年才进入有很多教室且有很大操埸的周水子小学。在抗大，每天只上半天课，放学后排着队回家。学校在王家桥，距周水子一站地，中途有一个低于马路十多米的大水潭。好多次放学回家路过，我都走在高出路面半米多高的坝墙上。头有点晕，能感觉到上升的气流，旁边的同学都不敢和我说话。
给我们上课的是一位姓方的女老师，一条又粗又黄又长一直垂到屁股上的大辫子。两颗门牙总是露在外面，不难看。在我眼里，女人只要有大辫子就是好看的。方老师是我见过辫子最长的女人。记得每天放学前，老师都要说：“今天杨茂源的字写得最好，同学们都要向他学习”，然后我们才跑出教室。
第一个学期快结束时，班里评选红小兵。只有四个名额，我是其中的一个，因为字写得好。为了响应“爱国卫生运动”，老师让同学们除四害、打苍蝇。我一整天拿着大苍蝇拍追着苍蝇，家里打光了就到外面，一直打到公厕。一天下来共打满了五个火柴盒。第二天上课，全班同学在教室里数苍蝇，我挺得意，因为苍蝇多的人要戴小红花。方老师走到我身后，从一个曾经头上长虱子的女同学手里拿起一个大罐头瓶，里面黑乎乎全是苍蝇。结果唯一的小红花，给了那个有一大满瓶苍蝇的女同学。
76年，我住在奶奶家。突然有一天，天空阴沉下来。街道上到处弥散着紧张和压抑的气氛。老师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下午回家买黑纱。”商店里就排起很长买黑纱的队伍，比平时买肉的人要多。人们都变得沉默和团结。我们几个小学生坐在街口，一个大一点的孩子说：“一颗明亮的巨星陨落了。”我们都佩服地望着他并默默地点头。
不久毛主席也去世了，全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学校的房顶上，民兵架起机关枪对着海边，防止台湾特务登陆。开追悼会那天，老师严肃地对我说：“你为什么穿凉鞋，露着脚丫子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敬。”我惊慌失措地跑回家，没有找到一双合适的鞋。最后拖着一双父亲的雨鞋赶到学校，天空下起了大雨。追悼会已经开始了。轮船上、工厂里的气笛声和悲哀的音乐声在低沉的乌云中回荡。我吓的不敢进校门，躲在操场旁边的山坡上看着同学们排队在院子里哭。我突然有一种被开除的感觉，这种感觉合着悲痛的气氛仿佛末日。我吓得大哭起来，雨水灌满了父亲的雨鞋。
后来老师竟不知道我没参加追悼会，并让我出一期黑板报。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会选中我。几天后，校长说我画得很好，以后学校大的黑板让我负责一周出一期。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画的是几棵青松，中间一本《毛选》放着光。
一束晚霞透过窗户慢慢地照在我正画着的颧骨上，这个颧骨有好几天都没有画好。透过敞开的门，看见太阳在燕子口的山顶上，此时是在这个角度最好看的时候。这间画室有五幅同时画着的画，有两幅快画完了。我喜欢用土黄加白的颜色，在深土黄和土红中显得很强烈。光亮而坚实，就像被太阳晒松了的岩石从上面流下来，堆成一个小土堆。在阳光下反着质朴的光，一个很完美的形象。靠近岩石底部，形成一条有力量的月牙儿形。
87年暑期，力钧说一起去邯郸办个高考班，能挣些钱。我到的时候，学习班已经上课多日了。第二天收到娜乌拉的电报，她在塔城也办了个学习班。放假前说好我和力钧一起去，现在力钧这边走不开，新疆那边只好我去。
这是我第一次去新疆。临走的时候，萧昱在宿舍睡觉。我说要去塔城了，他哼了一下，以为塔城只是在河北或河西的什么地方。火车快到郑州的时候，铁路两侧挤满了人群，抱着孩子背着行李。听说是“民工大流动”。本来火车应在站台外面停，躲开疯狂的人群。离车站很远的地方都挤满了人，火车只好进站。火车鸣叫着慢慢地进入站台。站台上的工作人员和警察被挤得见不到一个。好像所有的河南人都到了火车站，不知道他们要去什么地方。乘警说：“千万不要开门，把窗户放下来，等过了车站没有人的地方再下。”
当时，车厢里地上坐满了人，去厕所都不方便。铁路很快被前面的人群堵住，火车鸣叫着停下来。我们惊恐地望着两边的人群。一个小伙子手里拿一根木棍，一头插进脏兮兮的被子里。瞪着眼晴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看，刚好我坐的车厢停在小伙子旁边，人群一阵骚乱。很多人指着车厢朝门口挤过去，火车马上晃动起来，车上的人也慌了。小伙子挤到我坐的车窗下面，大声叫喊着让里面的人打开窗户，没人理他。他拿起棍子把窗户捅碎，把棍子和行李扔进车厢，抓着窗户爬进来。车厢里又多了几乎一倍的人。我已经没有坐的地方了，只好爬到行李架上去。小伙子挤到厕所边把行李放在地上，一屁股坐在上面。手里柱着那根棍子，脸上毫无表情地看着前面。
18日。
今天起床已是中午。空气中的雾气把太阳罩成惨淡的一块儿白光。刚才在床上迷迷乎乎看了一眼地板上的影子，还是向西斜着。屋子里被惨淡的光线映着，显不出多少光亮。我们家没有挂钟，不是不喜欢，对我和杜来说不太重要。平常在家里总是习惯看地板上的影子或者太阳在山上的位置来知道时间。
窗外的枯树上站着很多黑色的乌鸦。这么多乌鸦不是经常见到，最常见的是喜鹊。我数了有32只。它们飞起来显得特别大，在逆光中闪闪发亮，非常好看。
塔城有四五个名字。中国人叫塔城；俄罗斯人叫毕亚尔；塔尔巴哈台是蒙古语，据说是“水獭”的意思。
塔城是乌鲁木齐到圣彼得堡通道上一个著名边境城镇，距离北京一千五六百日里，到省城迪化府（即乌鲁木齐）为二百五十日里吧。地处边境，商业发达，俄国的势力在这里影响很大，通行俄语、俄文。除土著居民外，有汉人、蒙古人，还有纯粹的俄罗斯人。在街上散步游览，因为是中国领土，到处显示出中国风格，另一方面感觉是走在俄罗斯偏僻的乡村。街上有路灯，房子里也烧煤，也有的点煤油灯，也有欧洲风格的装饰品。
即使像塔城这样偏僻的地方，接受了文明的人们移住来的话，就会建成优美的城市。而过去的大都市，如果没有人居住，转瞬间就会荒废。······如果佛教还像古代那样在这些地方盛行的话，大概还会保存下来优美的城市，大寺院也会保存下来。可悲的是曾经盛行佛教的中亚，由于伊斯兰教的圣战，建筑等全被破坏，昔日极为盛行的佛教现在已看不到其面貌。
上文是90多年前日本探险队的橘瑞超所著《中亚探险》中对塔城的一段记述。87年我到塔城的时候，如果不是街道上走着维族人，还以为是口内某个北方城镇。喇嘛庙被一片新中国的小建筑围在中间，商店里卖塑料制成的衣服，街道上响着“鸡米、鸡米”的流行音乐。
十一前某一天的夜里，我从通县回到城里，顺便送萧昱去后海的家。路过平安大道。几天前这里还是工地，现在灯火通明。街道上行人很少，车也不多。宽广的大道两旁，一排细小的树苗。路边墙上画非常恶心的蓝草及其它。房墙用钉子划出砖缝，一切都干静，像为电影赶制的场景。但这是城市的街道。我奔驰在北京最牛逼的大道上。萧昱慢悠悠地说：“过一段时间这些墙皮会掉的。”我说：“天津的金刚桥被拆除了，据说特别费劲地拆了之后，在旁边特容易地又盖了一座。”
中国的新城市大都是为了拍电影而赶制的，日新月异。这不是建筑师的城市，而是主任和书记们的城市。几天前，一群朋友在东四十条一个饭馆。王音说：“上下班挤公共汽车，没准儿那个被挤出屁来或者被商店里卖肉的老头把手挤进嘴里脸都弄变型了的人就是一个特牛逼的建筑师。”
火车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郑州，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我坐在行李架上，车厢里充满了人，充满了令人窒息的肉味。最恶劣的气息全都涌到了车厢的上面，我开始羡慕那些钻进座位底下的人，他们知道这种时候什么地方最好。
火车慢慢地爬行，车轮发出刺耳的磨擦声。我记不清余下的两天是怎么度过的。也忘记那些民工在什么地方下的车。火车过柳园以后，乘务员能够送开水了。这是一次肉感的旅行。
午后雾散，阳光和暖。“上校”和“小孩”在院子里不停地叫。西北风起。
余乐是在塔城认识的。他在群艺馆工作，他的母亲和一双妹妹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90年英佐去新疆，我嘱他去看望余的母亲，英佐说张阿姨现已退休，仍被聘在中学教书。
我的北疆之行是和余乐及兵团的两个学生从塔城出发的。先去的老裕民——托里——铁厂沟——白扬河——克拉玛依——乌尔禾（魔鬼城）——和什托勒盖，最后到了和布克塞尔。
在去和布克塞尔的路上，汽车转过黑色的山冈。山下大片开阔的草埸，有远山。车上有个蒙古醉老汉，大声地唱着曲调。我发觉唱的是这片风景，我激动地哭了。那是真正感人的曲调。
在这次新疆之行中，我看到了地平线。远远地望去是那么富有变化，象巨人们摆弄的泥板。我无法把它画进本子里，这片土地印在我心里才是真实的。我一直想把当时的感受画出来，直到一年以后的冬天，我把自已关在铜版工作室对面的屋子里画了一个星期。画了四张素描，题目是“现埸”，准备参加“现代艺术展”。后来参展的是两件综合材料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