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有的地方也做过，但是没有成功，这与宋庄本身有什么不同?

　　岳老师：这个问题，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国务院的参事来我们宋庄考察，紧接着他们很重视我们的谈话内容。后来把报告递到了上头，上头就让文化部再进一步组织调研，我和洪峰会长就在二十天以后去文化部开会。在这两次，一个是跟参事的会议，一个是在文化部的会议，我都强调了宋庄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它是一个真正的自发的聚合体。当时我用了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叫“波希米亚指数”。什么叫波希米亚指数?就是一个地区，如果艺术家和设计师，还有很多有创造力的人在这里扎堆。甚至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儿扎堆，可能有很多理由——租金便宜;有宽阔的场地;或者偶然地住了好多人，就越聚越多等等。那么越聚越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我们说这个叫做聚集的密度和有效度，这个叫波希米亚指数。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西方的词汇，就是波希米亚和布尔乔亚是相对的，布尔乔亚是比较贵族的，波希米亚则是游牧、流浪、自由创造力的象征。那么一旦一个地区的波希米亚指数足够高的话，就意味着这个地区的凝聚力很强，它的活力很强。这就会导致一个结果，他的创造力不管是艺术家、设计师还是相关的创新企业——画廊、工作室、动漫产业，甚至包括跟文化有关的饭馆、餐厅、酒吧，包括政府必须要出台一种政策来配合这件事情。一旦一个地区的波希米亚指数升高，在个人、企业和政府之间联系的质量就会升高。这个就是相互联系的质量!一旦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联系足够充份、润滑、有效，那毫无疑问一定会形成对经济的拉动。而且这种拉动，还不是简简单单的产品的增加或者产品质量的增加，而是会形成一种点击率的魔力，会使更多人加入进来。

　　我在两次会议都强调宋庄就是这种波希米亚指数非常高的地方，它莫名其妙地聚集了几千个艺术家，那么这种凝聚力，这种粘合度是我们国家很多其它也要做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那些地区非常羡慕的，也是办不到的。他们一般都是由政府从上而下的规划，说这个地方叫文化区，这个地区叫艺术村，最后没有人去住。因为你不可能说我去规划了，艺术家就去住的。而是艺术家先住了，政府再因势利导，这样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生命体。我只是关注一点，宋庄为什么可能成功?就是因为它具有这个凝聚力和粘合度，这是它跟北京其它地方甚至包括中国其它地方的文化产业唯一不同之处，也是它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在此基础上面，我也不断地呼吁，政府一定不要用他们一厢情愿的规划来伤害这种艺术家自发的聚集效应。同时我也同意，艺术家也应该跟政府和企业多沟通，多联系。让它能够在一个更加健康的轨道上运行。同时企业也应该担当的是一个既能够呼应国家的大众方针，同时也能够呼应艺术家的需要，就是艺术家希望他能干什么。这个才是宋庄的生命力。

　　记者：我也注意到好像您在西安也曾经做过关于创意园区的工作，也有一些艺术家在那儿聚集，后来好像不是太乐观，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岳老师：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分析的那些问题，什么意思呢?我在西安这个领域里工作了十年。前五年我是作为艺术家的身份来参与的，后来我发现如果我们做的这些所谓的当代艺术不能呼应这个城市的需求，老百姓的需求，以及媒体公众舆论的需求，它是不可能生长下去的。后来我们也倾向于跟一些企业，包括房地产合作，也进行了一个艺术区的建设，就是纺织城。这个艺术区在我们自发去做的时候都非常变相地成长，后来我们发现政府一旦介入事情就糟糕了。但政府介入，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规划性太强势了。他们忘记了一点，这个区的存在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先有艺术区，才有他们介入式的规划。他们在处理政府规划和自发性聚集的辩证关系中，应该非常小心翼翼。但是很不幸地是在我的实践过程当中发现，政府出于他们自身的目的，为了他们的单纯政绩工程，不惜牺牲艺术家的自发性以及更加专业的机构能力和能动性。甚至撇开这些专业人士和艺术家的创造力，然后照顾了政府自身一厢情愿的利益。这样对于艺术区的原创力、凝聚力、创造力产生了很大的伤害，这个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例子。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更加极端，就是西安的曲江。曲江的问题，我在包括文化部的会议上也都谈到过，曲江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规划结果。它像一个巨兽一样不断地吞食各个概念——从动漫到摇滚乐，到当代艺术，到亚洲第一大喷泉，到民俗艺术，任何一个题材都要吞进去。然后请来的都是大腕，谭盾等等。谁大腕我就请谁，其目的只是为了炒高那个地区的房价、地价，然后政府增加税收。这个东西造成了一个负面的影响是什么?它摧毁了西安本地的原生态文化。就是西安本地的音乐、动漫、艺术没有得到扶持，反而花非常大的价钱去引进外边那些“恐龙”，这群恐龙一进来以后就造成了对于原生态生命力的一个摧毁。

　　另外，西安是一个文化古都。实际上，曲江也就是打着大雁塔的文化遗产，还有曲江这个无形的文化遗产，甚至包括法门寺这个佛教胜地。他们打的是佛教资源，文化资源，历史资源，遗产资源来进行土地开发和房地产开发。在这个基础上面，我认为他们实际上为了单纯的地价和房价而牺牲了历史的中立性和纯洁性。因为我觉得像法门寺这种佛教胜地，还有大雁塔这种宗教场所应该是属于全人类去缅怀历史时一个中性的场地，不应该成为一个被过渡开发的地方。但是很遗憾政府为了对它进行开发，使得现在看到的在大雁塔法门寺旁边产生了大量的假古董，真古董实际上很少。这种假古董包围真古董的现象，我认为实际上已经摧毁了我们对历史的想象或者我们对历史的一种缅怀。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把西安定义为一个正在摧毁真实文化的文化古都。

　　这个环境，刚才我已经讲到了三个层面：一个就是政府的规划性跟艺术家自发性的冲突，体现在我参与建设的房地产项目上;第二个是政府引进的“恐龙”打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名号，行的是房地产、地价和房价支持的事情，压制了整个西安原生态艺术的发展;第三个是它在通过“假古董”的建设，这种招商和拉抬地价的方式，不但摧毁了正在发生的文化，也正在污染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三个层面，等于说我在西安的这十年一直面临着在一个比较恶劣的环境里边坚守艺术的原生性、自发性和创造性的这个事情。现在回头一看，发现太艰难了。就是你想你面临这么多的敌人，不失败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