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觉得中国民众对创造力的问题认识比较低，在这方面是一个比较弱势的民族，政府扼杀了我们大部分的创造力，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岳老师：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需求首先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创造出这种精神产品来。

　　记者：有没有创造出我们需要的那种东西。

　　岳老师：对，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创造力?萨奇尔夫人曾经认为中国人只会生产电视，不能生产思想，这个是一个很具挑衅性的言论。当我们反过来思考我们自己，远的不说，就说这三十年以来，我们是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被认识的。那么所谓世界工厂，就是说是西方设计出来产品，把工厂设在我们这里。最后消费也是把设计好的产品做好了再运到美国和欧洲去，我们只不过是帮助他们收了一点加工费而已。如果我们的经济长期是依靠这个方式发展的话，肯定会在创造力的培植和成长中产生很大的不足。至于中国的创造力，还有一个根本的历史原因。这个历史的原因，我们可以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国在这一百多年以来，实际上还是抱着一个师夷之长以治夷的总纲领。所谓的师夷之长以治夷有两个部分——首先是认为对方国家里面有比我们好的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师”他的技术。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以治夷”。所谓以治夷就是首先从消极的角度来说，防止被人侵略和殖民;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我们刻可以保卫自己，甚至有反攻的可能。为什么叫“治夷”?一个方面我们学的是他们的技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被控制。在过去一百年以来，我们的主要任务都是在这个总纲领里边发生的，如果很形象地比喻，实际上就是草船借箭，用他们的箭来防守他们。我们也知道在过去一百年里边，我们的几次关于文化上的大运动，都是围绕着这个事情在发生的。就说梁启超，他就是为中国制定了一整套如何用西方的现代科学、现代文化、现代道德来改造中国的文学、诗歌、音乐、道德、小说种种的一套方案。梁启超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就已经全面提出，但是它的一个核心的工具，就是刚才我说的草船借箭。用的全是西方的方法，但是目的是为了自强于世界之林。紧接着后继者胡适是更形式的一个，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更明显地在利用西方的实用主义，他的老师是“实用主义”哲学的杜威。他的观点就是输入学理，整理国库。所谓的输入学理，就是西方的那一套科学的、理性的精神，甚至包括他们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科学和民主都来自于西方，他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中国的新文化，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以胡适是继承了梁启超的这么一个东西。这时候我们整个的创造力都用在这个具有战斗性的框架下面来实施。一直到了后来，民国政府统治中国被称为“黄金十年”，蒋介石当时是在江西推进了一个叫“新生活运动”，他就把胡适和梁启超提出的一些目标结合了中国的一些礼义廉耻，还有一些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混合成为一个所谓的“新生活运动”。这个“新生活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次社会化和日常生活化的改造。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创造力都是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师夷之长以治夷的框架下去进行的。直到后来，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仍然是继承的是梁启超的思路，就是在文化领域当中发动一场革命。当然那场革命有很多其它的目的，我们不去讨论它，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一致的。甚至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短暂的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仍然是有一点“五四精神”，就是“新文化运动”特点的。所以你会发现中国这一百年以来在文化领域当中的建设，基本上都是先有一个保家卫国的总目标，在技术上面学习对方。这样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所谓的“文化建设”完全是在一个追赶西方的过程当中实现的。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文化创意产业”核心的“创意产业”拉开了巨大的步子。在这里我要先岔开一点，在西方如何定义创意产业?按照西方“创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的话来说就是创意产业首先是根植于信息时代而诞生的，是针对性地提出创意产业。他说,如果我是电脑上的一串数据，那么我可能会非常幸福地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但是他说我不是这个数据，我是一个会冲动、会怀疑、会心血来潮、充满血性的人。那么这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并不甘于作为一串数据，可能还需要有一些更加美好的东西。他说，总而言之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创意!他所说的这个创意很明显，是根植于信息时代而诞生的。我们要注意一个非常大的特征是创意产业在西方提出来的时候，它是根植于信息时代不能解决的创意问题而提出来的解决方案。但是刚才我说的中国这一百年以来所诞生的奋发图强、保家卫国的，如何捍卫我们的文化尊严这么一种精神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就必须要分清我们的创造性。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集体的创造性。霍金斯所说的“创意”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性，所以这个就会给我们中国的文化产业或者文化创意产业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命题，就是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很有可能是以一种集体的方式呈现的，或者是一种民族的方式呈现的。关于这个群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梁启超当时思想的核心部分，当我们首先要作为一个种族、群体自立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光是经济，政治、军事，还要在文化上面也能够自立的时候——才能够谈到个人。很显然刚才我们看到霍金斯论述的创意产业是把个人放在前边的，因为会冲动的，会怀疑的，会批判的那种人才是创意产业的一个载体。我觉得这个可以解释刚才你提出的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创造性?因为我们创造性的类型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拿西方的那个来要求自己，可能真的没有创造性。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中国这一百年以来总体的民族目标，可能会觉得这个群体在担当着这个创造性的主体。

　　那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萨奇尔夫人说中国人只会制造彩电，不会创造思想。这个道理就很简单，因为我们这一百年以来一直在学你们西方，也不需要马上产生我们的思想。我们首先要赶超你们，首先要师夷之长以治夷。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可能才能够把个人的创造力提上日程。我们目前可能只是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面，在群体的认同上面要建立起来，这个是我觉得中国所谓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巨大历史意义。

　　记者：您刚才讲述的中华民族在过去一百年之间不断地挣扎在模仿西方与自我创造的过程中。但是我们国家现在提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开始追求整体的创造力，加上中国现在数字化的不断增强，我们还有一些能力，都是相对比较发达的。您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是真的万事俱备了吗?是到了可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放大个人创造力的时候了吗?

　　岳老师：我比较乐观，觉得是时候了，因为我认为这个心脏搭桥手术做得不错。所谓的心脏搭桥手术，刚才你说了这一百年以来追赶式的创造，我们造了很多高速公路，很多铁路，航空系统，信息高速公路，就是互联网。我们也有很多的大学，现在实际上也有很多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也有国家大剧院，也有鸟巢，美术馆，世博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术”已经做得相当好了，当然很庆幸的就是我们这个病人没死，他还活着呢!现在是应该让这个病人开始恢复的时候了，我比较乐观的原因就在于基本上有一个万事俱备的感觉，已经觉得好像该做的事都做了，甚至信息高速公路也做好了。问题就是说如何让这个病人开始康复起来，让他自主地而不是靠外在的辅助器械去生存。

　　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国家的经济经过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也的确到达了一个瓶颈阶段，到了不得不去做文化创意产业的时候，或者说不得不去依靠个人的创造力使我们中国继续向前发展做一个推力的时候。这个是很明显的，我们经常会说今天中国的经济问题最终可能会落实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我们也经常会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可能未来会有一个障碍，那么它的障碍可能是制度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但我觉得制度的一个关系还有一个更大的平台就是文化。如果文化当中不能有创造力的话，你的制度由什么来推动呢?我们又回到一百年以前的老问题，当时“洋务运动”如此地蓬勃发展，张之洞、李鸿章他们做得如此好，为什么后来政治上面还是输了?为什么“甲午战争”还是输了，就是因为制度上边没有解决。后来制度上边也解决了，“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最后我们发现还是不行，才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的三十年改革开放，非常类似于一百年前的“洋务运动”。今天呼喊着中国要进行体制、制度改革也很像当时的维新变法。今天的文化创意产业又非常类似于当年“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目标。都是因为上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所以他们发现原来有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一百年以前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大学作为平台孵化出来，就意味着教育可能是重中之重。我们也知道今天中国的教育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校长的官本位，学校的领导是一个官员，教授和官员之间无法分开。另外，意识形态和创造力的关系，以及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关系。我们现在生产了很多奥数高手，但是他们不一定能够把他们的数学知识应用在生活和生产当中。另外，我们每个人都学了十几年的英语，但我们并不会说英语。还有美术学院创造出那么多的毕业生，但是他们并没有都成为艺术家，甚至有的被迫改行或者干脆失业。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一个教育的问题，这个问题反过来也涉及到好多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