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社会体（socius）简化为语言的事实，这些事实反过来简化为二元的或“数字化的”意指链，这种观点源自哪里呢？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者几乎没有表达新思想！实际上，他们的观点直接与结构主义的现代主义传统保持一致，对人文科学的影响似乎已经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系统化最坏层面的“遗留物”。我认为，粘合这些学说的秘密纽带来自于隐秘的关系——以简化论的构想为特点，二战后是由信息论和新控制论研究传达的。每个人一再提及了新的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这些技术如此迅速地发展，如此欠佳地掌握，以致它们将我们远远地抛在了现象学研究之后，而现象学研究本来是先于它们的。
　　
　　这里我们必须回到基本常识上，只是孕育着含义的基本常识；也就是说，具体的社会装置（assemblage）——不要与美国社会学的“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相混淆，它只是反映了选举通票的经济学——质疑了比语言运用更多的东西：例如，行为学和生态学的维度、经济符号学成分以及审美的、身体的和幻想的成分，这些不能简化为语言符号学；此外还有各种非物质的参照物宇宙，并没有轻易地接入主导经验性的坐标之中……
　　
　　后现代哲学家徒劳无功地围着实用主义研究绕圈子，他们仍忠于结构主义者关于言语与语言的构想，这种构想不允许他们在无意识、审美和微观政治问题的形成中清楚地表达主体性因素。尽可能以最清楚的方式谈论后现代主义，这种观点并没有美化哲学的名声，因为这只是一种普遍的心灵状态，一种公共观点的“条件”，这种公共观点只是凭空捏造了真理。例如，为什么花费时间为社会体不一致性理论提供严肃思考的支持？难道目前普遍存在的大众媒介不能充分地证明这样的事实吗？事实上，如若没有任何明显的抵制，任何社会联系都能代替资本主义能指生产的去特异化和幼稚化水准。按照“能指为另一个能指再现主体”，这句熟悉的拉康名言能够为这种新的非承诺伦理充当警句。因为这确实就是我们已经达成共识的事情！但是，只可惜没有什么事情着实令人喜悦的，正如后现代主义者所思考的。反而，问题应是：我们如何逃离这种绝境？
　　
　　对于语言学家而言，他们关注表述与言语行为理论，已经强化了如下事实：某些语言成分，平行于它们熟悉的意义和指示的传统功能，通过明确言说主体的各自位置或者形成某些情境结构（经典的例子是宣布“学期开始了”的校长，这样，学期确实开始了），能够获得特殊的语用效果。但是，这些语言学家已经断定，他们必须将他们发现的意义限定在他们的专业化记录（register）之中。然而，实际上这第三种“存在主义化的”功能——他们强调了这种功能，从逻辑上讲，应该意味着与结构主义的控制明确分裂，不过语言学家继续迫使语言限定在这种结构主义的控制之中。
　　
　　这并非按理说是语言能指占据了资本主义主体化已经提供给它的高贵位置，因为它为其普遍化对应物的逻辑提供了基本支撑，它形成了关于权力抽象价值资本主义化的政治学。其他政制能够“管理”世界事务，这样从其关于块茎（rhizome）的超验位置上能够颠覆能指，而块茎则是由象征-意指的极权编织成的，以媒介为中介的权力的现行霸权就根植于这种象征-意指的极权之中。但是这些政制肯定不会通过自然发生说诞生的，相反，它们将会在新的分析、审美和社会实践的交叉点上被建构和培育，这些实践不能由后现代主义自发性轻易地提供给我们。
　　
　　这些新的主体化实践出现于后媒介时代，将由通讯和数据处理技术的一致性重新占用大大地推进了，它们逐渐地使如下情况成为可能：1.提出集体协议和互动的新形式，最终实现民主的再创新；2.经由机器的个人化和微型化，经由表达的机制上协调方式的重新特异化，人们可以在这种联系中假定，最令人惊叹的前景将会由数据库向网络扩展的趋势提供的；3.“存在论方法”的无限增多使之有可能同意改变创造性领域。
　　
　　我们最后指出，后媒介经营者的去中心化和主体自主化并不等同于退步，也不等同于后现代主义的释放类型。未来的后媒介革命将不得不由那些少数群体导向前所未有的程度，如今唯有这些少数群体仍然认识到了对人类来说具有致命危险的哪些问题：例如世界饥荒、不可挽回的生态恶化、大众媒介对多样主体性的腐化。
　　
　　至少这是我所期待的，我的粗陋之言也是你们努力所寻求的。如果未来没有遵循这些路径发展，那么它将不可能比目前即将结束的这个世纪持续得长久。
　　
　　（董树宝 北方工业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
　　
　　
 

【编辑：袁霆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