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知识分子

　　何工经常自诩为有批判精神的艺术家。他最近常说的话是，在艺术圈中可以找到一千个有才能的人，但就是看不到一个有理想的人。

　　“知识分子”的概念是西方近代社会的产物，一般都认为充当“社会良心”的有专长的学者才是“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忠于“道统”的“士”与这个概念最接近，这一点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有过详细的讨论。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的看法与这种看法显然是有区别的。他的“知识分子” 定义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葛兰西（Gramsci，Antonio ），一个是班达（J．Benda）。葛兰西（Gramsci，Antonio ）从现代社会化分工的普遍性出发，指出：“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切的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422页）葛兰西（Gramsci，Antonio ）的标准十分宽泛，在他看来只要条件具备，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例如他认为“政党的全体党员应当看作知识分子”（同上，428页）。班达则相反，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撮才智出众、道德高尚的“哲人之王”。他们人数不多，也无法以例行的方式培养出来。他们是能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尤其是“处于几乎永远反对现状的状态”，“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才是他们的本色。”（12～14页）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综合了葛兰西（Gramsci，Antonio ）“知识分子”面向公众的世俗性和班达“知识分子”特立独行，代表弱势群体以及向权势者说真话的批判性，形成了他自己的知识分子观。也正是在这种综合认识下，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始终面向社会大众对美国主流社会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进行批评，对世界上一切形式的专制和不公正予以严厉的谴责，不管它们是来自西方还是阿拉伯世界。

　　何工艺术深受西方文化中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精神的影响，还兼有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济世情怀。他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性主要体现为一种数十年来不妥协的特立独行的批判精神。他在艺术中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向路易威登致敬！》（装置，牛粪、综合材料， 2010）即是这种批判精神的见证。何工的用意并非调侃和挖苦，相反该作高屋建瓴，将牛粪这种材料转换为一种类似宗教祭奠仪式的现场，对消费主义所代表的物质欲望给予当头棒喝。他的其它作品也始终体现了这一立场，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对已经被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策略掌控的中国当代艺术来说，何工的艺术显示出了一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铮铮风骨和济世理想。

　　六、身体行动

　　何工的艺术具有一种身体的力量和行动的魅力。但是与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他们的“行动绘画”不同的是：相对于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对绘画行动过程的强调，何工好像更看重如何在绘画材料的呈现这一最“古典”的视觉语言层面体现一种身体的能量。这种方法使我想起艺术中的塞尚(Paul Cézanne)与音乐中的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他们绝非那种一味追求创新的、言必反传统的人。相反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试图重建一种新的综合。何工遭遇的问题也与此类似。他由写实主义语言方式发展出自己具有强烈表现主义特征的绘画，其间经历过包括装置材料和图像方面的观念转化。何工的绘画具有一种“古典感性”的身体力量，即是企图在本质的语言方式上将身体打开，重建一种经过观念反省后新感性。这种感性不同于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形式主义解构实验，它是建构性的，试图重新回到视觉最原始的感动。《失火》（布面油画，220×300，2008）、《水火》（布面油画，180×230，2008）、《色回归》（布面油画，140×190，2008）即是此类佳作。这些作品抛去了一些何工作品常见的历史主义符号表征，将语言特别是笔触和色彩的纯粹性发挥到一种具有狂欢气质游戏。身体这这里完全摆脱了历史的、哲学的甚至是美学的限制，直接体现出它自身。

　　身体在现实的文化习惯中一直是受到监控、贬损和打压的一种能量。而当今消费文化对身体的滥用和歪曲，更是使身体从一种革命性的方法异化为一种物质主义的符号表征。何工之所以在他的作品拒绝身体符号的简单挪用，也许就是对这一流行文化的腐蚀性表示警惕。但这也是他的绘画超越了那些以身体为策略的大路货，具有一种身心合一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体现为绘画的触觉、速度、音乐性和生理的原始反应。

　　七、高地

　　2009年何工邀约几十位艺术家在位于成都人民南路南延线“麓山国际”南端，地属双流县万安镇的高饭店村创办了名为“高地”的艺术区。与成都众多的艺术社区，如老蓝顶、蓝顶二号坡地、洛带艺术粮仓相比，“高地”艺术区的聚落形式和乌托邦气质让我想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著名的黑山学院和六十年代末美国旧金山的嬉皮士集会。

　　黑山学院于美国的北卡罗来那州的同名小镇建立。身为“堕落分子”而侥幸没进集中营的德国包豪斯学院的教授们都来到了黑山，包括后来成为黑山学院的精神领袖的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他的学生有康定斯基（Kandinsky）、克利( Paul Klee)、劳申伯格(RobertRauschenberg)等。美国如同得到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一样得到了包豪斯的精英，维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约翰•凯奇（John Milton Cage）、贾斯帕•琼斯(Jasper Johns)等大腕，也都曾任教或就读于此。黑山对战后的波普艺术、观念艺术、行动艺术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浪派的传统也发源于此。被人戏称为美国现代艺术的“黄埔军校”。在黑山学院，所有人，学生和教师，在学院里都得有至少一份本职之外的工作，艺术家们或成为在院方运作的农场里干活的农民，或是建造校舍的民工，或是从事一些维修工作的技工，或是在食堂咖啡馆当服务生。劳申伯格在黑山求学期间应聘的工作是捡垃圾，这为他以后把许多破烂堆在一起搞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地” 作为一个艺术社会学实验的个案，现在要对它做出评估还为时尚早。但它所具有的艺术乌托邦和文化理想主义气质，无疑深深打上了何工精神理念的烙印。“高地”艺术家以“国际锅”来命名他们的公共食堂，并将自己的肖像与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列宁（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毛泽东，还有切•格瓦拉（Che Guevara）、卡斯特罗(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胡志明（Ho Chí Minh）等共产主义革命领袖幷置一墙的做法，都深受何工身上那种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影响。有时候我觉得“高地”很像是何工艺术漂流过程中围建的一个具有乌托邦性格的“孤岛”，相对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黑山学院来说，“高地”在一个物质主义的年代出现，多少带有些魔幻现实主义的“狂欢”意味。事实上，“高地” 给人的印象也是如此，它是一个试图不那么生硬地嵌入成都郊区日常生活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乡村文化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