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工不论是油画还是装置，甚至是他偶尔创作的陶艺，都给人以大尺度的感受，哪怕有时候画幅其实很小。究其原因，一是作品的空间构造有一种宏观性，往往取俯视或鸟瞰的视野，给人以宽广之感。画面在眼底延伸，装置在地面展开，这种处理在深入表达历史纵深感和时间性的同时，有效地控制了过于英雄主义的崇高，保持着个人表达的具体性。这对于当代艺术创造来说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旧有历史主义的荒唐就在于将个人席卷而去。二是其创作充满史诗般的激情，不是轻描淡写，不是嬉戏卡通，而是重金属的交响。那些狂热扭动的笔触，那种黑白交织的色彩，悲壮而凄厉，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但我们应注意到，何工在新作中改变了过去偏于硬朗的画风，绘画对象的边缘变得模糊含混，甚至吸取了夏加尔式的软性笔法。这是为了表达情感的复杂度：野地的呐喊实际上充满了人世的温情，比如，在中国历史上有谁比鲁迅更敢于呐喊，又有谁比鲁迅更有人文情怀呢？

　　在一个崇尚简单图式的文化消费的时代，何工义无反顾，朝着历史与人的深度而去，这无疑是一种挑战。只有在对自我的挑战中，我们才能真正揭示社会和参透历史。只因为社会并非只有眼见的事实，历史并非只是事件的堆砌。对艺术而言，心灵的现实和精神的历史是第一位的，它们的伟大与卑劣、永恒与短暂，都只能在真诚而执着的躬身自问中闪现。而艺术无非是个人逼问历史和历史逼问个人的过程。

　　何工是在这种逼问中敢于承担的人。

　　二 铁幕盛典与艺术的孤独

　　在何工近作中，《童话——甲子年》是一个节点，他把过去对大礼堂宴会厅的描绘进一步从题材抽离，使之成为夜宴场面灯火辉煌、觥筹交错的图像狂欢。中心雪亮、对称严格、四面放射的构图，加上一些符号意指，使作品成为具有政治含义的象征性图景。——国家主义在20世纪的政治历史中，是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倾向。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其铁血统治特别倚重的都是国家主义，或称国家社会主义。爱国一直是集权的理由，也是忠于最高统帅的理由。延伸至21世纪，在所有集权国家中，爱国效忠仍然是最响亮的口号，不同的只是集体皇权代替最高统帅。权利资本和金钱资本的结合，形成集权式市场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强化集权政治。人文追求、人权价值让位于经济利益和消费需要。在此背景下，艺术家或者任其同化而沦为国家主义的附庸；或者自甘边缘因坚持个体意识而异在。历史把艺术对于自由的召唤，交给了国际资本联盟和国家专制主义的狙击者，交给了那些身处边缘、外围、野地和底层的个人。由此我理解何工为什么要重返冷战铁幕，去表现帝国的辉煌与人的失落，也理解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凯歌声中直面历史问题时特有的孤独。

　　箱体作品《武啦！》是集体狂欢的盛典，其尘封重启的形式，令人想起前苏联时代众人向领袖高呼“乌拉”即“万岁”的场面。黑夜中的烟火是最耀眼的，而黑夜中的人也是最虚幻的。何工越是把色彩画得斑驳陆离，越是让笔触搅和多变、让线形繁复交错，就越能表现出黑暗政治的历史真实。真实存在于表达而非描绘之中。无论是典礼还是人物，何工作品始终以世界政治和文化历史作为支撑，这种宏观性叙事对于中国的现实生活来说，是不能回避的历史语境和上下文关系。经济上不断开放的我们，如果在政治上仍然生活在冷战意识形态之中，必然掩盖现实矛盾和遮蔽历史真相，也必然会用虚假的理想主义和庸俗的实用主义，来偷换一个大国民族对于人文精神的价值追求和对于人类未来的道义责任。

　　何工深谙现实，他笔下的宴会厅灯棚、广场夜空焰火和各种各样的开幕式花篮，是国家体制化庆典的典型符号。这些集体仪式的权利背景是不言而喻的。而人物形象、姿态、服饰等等则来自逝去的年代和远距的国度。这种悄然的并置如此协调的结合，本身就是一种暗示、一种象征。再加上厚重、复杂的色彩感和紊乱、破碎的笔触效果，使何工的作品有如恢宏的废墟，其不断堆积的绘画方式充满了强烈而又不可遏止的表现欲，其悲愤之情动人，其孤寂之感入骨。

　　读何工的作品，我想起电影《巴顿将军》中讲述的一个故事：古罗马统帅凯撒战胜埃及，带领大军押着俘虏凯旋而归，在享受胜利庆典和臣民欢呼的时候，一个驾车的奴隶在他的耳边悄声说道：“荣耀总是会过去的……”——荣耀总是会过去的。在荣耀过去之后，中国当代艺术还能留下什么，难道只是朝向凯撒和凯撒们的臣服和欢呼吗？

【编辑：金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