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清楚何工所经历的这种文化落差所引发的心理失衡的烈度。何工在这个时期的《盗墓人》、《通往布鲁克林的地铁》、《欧洲车站》等作品都强化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情绪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描绘。这些作品强化了历史纵深感，特别着迷于崇高和宏大的视角描绘，气氛神秘，气势宏大，充满了史诗般的激情，有如重金属的交响。对于历史叙事和图形转换，何工费尽心机，在宏大叙事的魔力的驱使下，他对观众他有征服的雄心，更有说服的耐心。

　　尽管这个时期的作品强化了“观念”，但观念与修辞是平行展开的，这也是学院出身艺术家走向成熟应有的过程。虽然克服“习作”味彻底的走向“观念”不是当代学院背景画家唯一的突围策略，但后来十年国内架上绘画的发展似乎至少证明了这一点——强调观念的彻底性是中国新绘画从现实主义突围的一个决然而又充满风险但最终生效的策略。我与何工相别十年后重逢于上海，时间已经将当年的记忆定格。当我问到《世纪末的演习》、《通往布鲁克林的地铁》等1990年代早期作品时，何工习惯性地皱了皱眉头：“呵呵，是不是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矫情的味道？”为什么会觉得矫情呢？这个问题很敏感，但必须去追问。这是因为当年的表达不真诚，还是今天我们的视角和兴趣点已经发生了转移？不知是我们今天太世故还是昨天太天真？
当年我和一拨子年轻人喜欢在何工画室里扎堆。就在何工创作《世纪末的演习》的时候，是大热天，他买了一堆冰棍和汽水放在工作室里，没有空调，画室里像蒸笼。何工赤膊上阵，像杂技演员一样在脚手架上兔起鹘落。我们一群年轻的伙伴一边喝汽水一边看他创作。他一边作画一边跟我们聊天：“嘿嘿，周大爷这个造型很有历史感！他天生就是特型演员的料！”（画面左侧站在废弃的石柱上身披白袍的老者的原形就是美术系模特“周大爷”。）“历史定格在每个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画画只需要少量，把这些细节放大，不知道这是真实还是荒谬？”我了解何工，他不是信口调侃，而是真正担心是否能做到真实可信——在修辞的外壳下，历史感受是否能传达得敏感、直接、真实，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不是简单的形式和内容的匹配问题，而是艺术直觉和修辞能否形成一种形而上的情景张力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长时间的锤炼，但更需要持久的敏感和兴奋。最大的麻烦是，当一种语言或手段已经熟练，它就不再适合承载敏感和兴奋。历史的视觉呈现，需要一种疏离、陌生甚至是意外来隐藏距离，同时，那些敏感的细节又将你拉回到感性的真实中，这是一个二律悖反的难度，需要良好的视觉和观念的平衡感。历史需要意外，而还原历史“诗性真实”更需要意外，但这种意外不是等来的偶然，而是寻找的必然结果。面对历史，艺术家唯一可做的就是——“你的水和水源就在此地，喝下去，超越混乱，重新变为整体。”

　　2005年再看何工的新作，我不会用“震惊”、“陌生”这样的字眼来表达我的真实感觉——一切尽在意料之中。早期坚定的形态、重金属的质感和黄昏的光影隐退为一种如深陷泥潭中、充满危险和紧张的流动和柔软，又如鸡毛一般的铺天盖地飘荡无定。在这种充满历史追问和现实问题意识的画面中，有一种悲怆，在深邃、宏大的景观中弥漫开来，主题形态已融化为时间的影子，是浓厚而沉重的阴影，不是虚幻飘渺的倒影。这个影子实实在在地占据着空间，如“心理雕塑”，有着强悍的力量和厚重的质感，突兀地阻拦着我们惯性的观看视线，以一种“终止”和“停顿”的方式裁切出历史的一个断面，掷地有声地放在我们面前：“给你点黑色瞧瞧！”今天的何工，多了征服的信心，少了说服的耐心。

　　关于自己的近期风格，何工在自述中写道：“荷兰陶泥厚重的质感和单纯的材料性，启发了我后来的绘画语言。这种语言适合我反唯美经验，对观念有一定的承载力。”何工一直在寻找那种意外的敏感和兴奋，从北碚的简陋画室到荷兰的陶艺中心，从北美的冻土带到新墨西哥的“自由公社”。北美厚重、冷漠的荒原，那种原始而苍凉的景观洗涤了他的色感，在单纯的黑白世界中更能放纵历史的灵感，而那些自我放逐、拒绝主流、拒绝长大的公社艺术家让他鲜明地感受到，边缘的历史力量在顽强地潜行，文化的灰色地带隐藏着远比阳光地带更为复杂、更为原生态、更为真实的历史内容——把华美的颜色扔掉，黑白分明，这里面隐藏着真实的体验和痛快淋漓的表现欲望，这是一种放纵，甚至是“撒野”！

　　观念是一个有机的表达的策略系统，不是空洞的形式或符号的堆积，而是活生生的感性细节和理性思考的聚合。在新作中，何工弱化了叙事的形象描绘，图形处于流动的节奏中，他在节奏中控制形态的趣味走向，拒绝清晰，不让那些惯性的形态干扰主题的主观性和瞬间性。历史感受不是孤立分割的图式组合和静态的语言符号的堆积，而是图形、笔触、质地在力量、速度中活生生地自然呈现，这就是历史“诗性真实”的动态还原。与早期作品相比，何工强化了观念，动态的形象和流动的肌理，在叙事的空隙中无限地追加了神秘和象征，旁敲侧击，在非中心、非主流的语言和形态中写出了中心的混乱无序，以一种举重若轻的智慧写就了宏大的主题。与流行的“观念图像”相比，何工不是调侃而是严肃，甚至是以零度写作的客观和“无表情”的冷静地回应了现实问题和历史追问。在何工看来，历史不是个性化的趣味留恋，不是咏叹调式的才情抒发，它有时更需要忘记情感，忘掉自己的叙述者身份，同时把观众的趣味期待和观看愿望也忘掉，至于迎合和屈从，更应统统忘掉——历史记忆和现实追问与才情无关，只与真实和敏感有关。历史的内容浩瀚无涯，而能表现或被表现的只有一丁点，以有限拟无限，绝望与欣喜同在。

　　我与何工在年龄上相差近两个时代，在当代绘画领域，我们见证了三代艺术家在某种具有共性的语境中日益雷同化的历程，这或许是“遍地英雄”的风云际会，或许是“时无英雄”的历史悲哀。在波谱、商业的笼罩之下，历史的宏大叙事的雄心或许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但是我在何工的画面中分明看见了这种遗留，无论是形态还是主题，他仍然那么固执地坚持着当初认定的东西，不容易。“何工一直怀有一种叩问历史的宽阔的文化视野和对媚俗时流的批判精神。这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荒原中默默潜行的孤独的骑士。”

　　历史是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的总和，认识论与创作论是平行展开的两个侧面，双方互相质问互为对方成立的理由。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我们的理论家为这个时代做出了简明的概括，但也忽略了那些生动的感性细节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个性价值。只有回到创作的第一人称，我们才能看见，历史定格在这些生动的感性细节中，真实而有说服力！我相信，真诚的艺术家在谦卑的生存与伟大的想象之间瞻仰徘徊，用第一人称的体验去直接证明一个简单的问题，这远比用简括的形式去间接归纳一个时代更为有价值。后物质主义把人的精神拉向了外部世界，但我更相信艺术的真谛散布于直觉世界，而天才就是那些懂得珍惜它们，并用它们来谱写视觉史诗的人。一直记得何工那句话：“理论家可以轻松地概括一个时代，而艺术家却只能在历史的缝隙中安身立命。”
 

【编辑：金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