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血汗资本主义”削弱了“福利资本主义”存在的道义基础，其次“血汗资本主义”使“福利资本主义”国家自己的制造业处于倒闭的边缘，资本都流向了“血汗资本主义”国家并获得了更超额的回报，这潜在地使“福利资本主义”国家也处于内部矛盾和危机中。而这一切又都是来自唯一的价值标准，即金钱或资本。

　　对技术的批评和反思不意味着对具体技术品的拒绝，甚至也不意味着对以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拒绝。技术批评的对象在于使某种技术品成为可能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因此我们会批评苹果，在把生产制造环节转出美国的时候，不应只考虑成本的问题，还应考虑工人的生产环境和劳动报酬等;它应当把工厂设在能保障“自由、平等”价值观的国家或地区，尽管这样会提高苹果的成本。

　　在这个意义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全球的扩张就必然与其价值观的输出同步。资本、信息、人员和产品在全球的流动正在造就一个全球规模的共同生活，这不是一个地球村的想象，而是一个地球城邦的想象。共同的生活呼唤共同的政治秩序，同一的价值观和福利标准。这是一个过分大胆的想象，对中国而言，这种想象与追问“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现代社会的问题”相联系。

　　现代社会有多种特征，比如：普遍的教育、物质的丰富、全民保障体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民主政治、信仰自由、军队国家化等。简单说，我们可能选择一个没有“自由和平等”，但却充满“财富和快乐”的现代社会吗?从现代技术的本质分析，这种选择是不可能的。

　　现代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科学和技术，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有赖于一个前提，即理性活动不再是私下和纯个人的，理性活动将是公开和整体的活动，这是全社会乃至全人类永恒的活动。科学是可以争论和置疑的，知识是可以传授的。知识活动是永恒的社会活动，它与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相匹配，并需要一套制度和机制予以保护。如果这套制度没有了，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没有了，我们所看到的现代社会及其永恒进步就会随之消亡。

　　因此现代社会的根本是“自由”。现代社会的法则是没有自由的公共空间就不会有思想的创造力，没有思想的创造力就不会有“科学和艺术”的繁荣，没有“科学和艺术”的繁荣，我们就不会有苹果电脑。这是基于知识和理性的思路。与之相对，则是中国技“术”观下的思路，我们没有自由，但因此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效率和速度。

　　没有思想的自由就不会有第一流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但我们仍可豢养一批二流的角色抄来最尖端的科学理论，炒作最时髦的艺术概念，辅之以金钱投入和媒体鼓噪，我们仍可为科学进步这一人类整体的事业作出中国人自己的贡献，我们仍可贡献出黄皮肤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家，这就是所谓中国的软实力。

　　一个事实是，最近中国政府已经在基础科研领域投入了越来越多的金钱，投资建设一系列大型科学项目，而这必然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科研论文。但这种在已经确立的方向上的大量投入会导致可预期的产出，但不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而在科学研究中发现新方向才是宝贵的，这是思想自由的后果，而不是金钱堆砌的后果。

　　我们没有创意和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创新，但我们却可以山寨别人的产品。山寨产品直接省掉了创意和创新环节，而这在现代社会中是最昂贵的环节。但山寨是有效的，上海世博会开幕式并不会因为一首歌失色，它依旧是美轮美奂的。有多少创意，多少城市雕塑是我们的艺术家们从图库里扒出来的，但仍然得到客户的认可。

　　在保留了中国的某些前现代特征后，我们努力使自己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我们确实找到了空隙，然后插进去，吸取资本，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就其本质而言，中国实际上是寄生在现代体制之上的，因为是寄生的所以效率更高，这构成了对现代体制的潜在威胁。

　　回到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我们已经通过一台苹果电脑展示了今天进行技术批评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除现代技术外，我们还要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全球化和中国的崛起。如果说技术规定了人类存在的方式，这里我们将面临批评现代技术和中国技“术”的双重任务。然而，即便是海德格尔也没有给出摆脱技术困境的具体办法。海德格尔承认，今天我们正是因为有这套现代技术所规定的促逼体系，我们才得以存在，这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命运。

　　在文章的最后，海德格尔转向了艺术。在古希腊文中，艺术就是技术，它是关于创制的，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里，悲剧或诗歌的创作也是基于知识的，他的《诗学》就是关于诗歌创作的科学理论。海德格尔把艺术当作是一种与技术有本质性亲缘关系而又绝不相同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使人从现代技术退回到人的本真，他似乎要从这里找到出路。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强调艺术是发现真理的途径，这可以与亚里士多德视技术为理性的创制相类比，即把艺术定义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或科学的一种发现真理的活动。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呢?亚里士多德贬低因经验获得的技术创制，认为这不智慧，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海德格尔实际上是把这种技术创制视为一种更加源初的技术，因而具有开拓性的力量。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越是古老的技术创制就越是来源于“与物的偶遇”，比如车轮的发现将给人类打开一片新的领域，带来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技术创制却断然不可能来自几何学，相反几何学倒是这种技术创制及其所规定的新生活的后果。

　　但这种艺术-技术如何与中国的技“术”区别呢?这有点困难，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前现代的，都与科学无关，都没有理论前定的限制。回忆一下前文对“术”的剖析，我们发现中国技“术”的本质特征是具有功利的目的，它并不是“自身以自身为目的”的自足的活动，从这个角度它无论如何都不会导致理性和科学，这构成了与海德格尔所说的“艺术”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