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这种功利去掉，进入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所说的“为了观看的观看”这种境界便可通向一种不同于近代自然科学的理性之“思”，这可能是一种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可能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倡导的现象学，也可能是我们暂时还不知其名的某种另类之“思”，这是一项“思”的事业，是我们对理性的再认识。“思”替代了亚里士多德技术观中科学的地位，它是自足的。艺术-技术活动所凭借的和所指向的正是这种另类之“思”，如此我们就从根本处修补了亚里士多德的技术观，而亚里士多德的技术观正是现代技术的源泉。

　　我们似乎明白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艺术”的沉思，它应当是“为了观看的观看”基础上达到的追问和“思”。这是个动作，并不允诺能够到达何处。海德格尔的遣词造句带着些神秘，带着些宿命，带着些虔诚，甚至还带着些犹豫，这些都是现代人久违了的气质。《技术的追问》全文以这样一句话结尾“我们愈是邻近于危险，进入救渡的道路便愈明亮地开始闪烁，我们便愈加具有追问之态。因为，追问乃思之虔诚。”

　　看来，海德格尔的工作并未最终完成，他只是试着给出追问的方向，即把艺术活动看作是通向真理的途径，保持对“思”的虔诚，等待着在最危险的一霎得到救渡。这种姿态和形象让我想起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提到的波德莱尔笔下的素描家贡斯当丹·居伊，他“将在任何闪动着光亮、回响着诗意、跃动着生命、震颤着音乐的地方滞留到最后;任何地方，只要那里有一种激情可以呈现在他的眼前，只要那里有自然的人和传统的人出现在一种奇特的美之中，只要那里的阳光照耀了堕落的动物的瞬间的快乐”。

　　波德莱尔接着写道“但当整个世界沉入梦乡的时候，他却开始了工作，改变着那个世界的面貌。他所导致的改变并不包含取消现实，而是现实的真相与自由的修行之间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自然’的东西‘不止于自然’，而‘美’的东西也‘不止于美’，个体的对象又象是‘被赋予一种象(它们的)创造者的灵魂一样的充满活力的生命’。”

　　这种道路是断然不同于中国技“术”的，它更类似于西方传统中的哲学或科学，在“为了观看的观看”基础上以创造性的方式再现世界，每种再现方式都为我们敞开了新的领域，这种活动不应须臾放弃，它是我们无路可走陷入绝望境界时获得救渡的希望。艺术-技术被看作是与现代技术相抗衡的一股力量：因为它的源初性，因此它对现代技术具有否定性的力量;因为它的自足性和严格性，它不是功利和实用的，因此它足以抵抗现代技术的促逼而不致与它同流。

　　福柯强调“对于现代性的态度而言，现在的丰富价值是与这样一种对它的极度渴望分不开的：把现在想象成与其自身不同的东西，但不是摧毁现在，而是通过把握现在自身的状态，来改变现在。”

　　由此，我们可达到对中国技“术”的批评，中国技“术”也是没有理论前见的，因此具有对现代技术、现代体制的否定性力量，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被人们认识到。现代技术和现代体制是以“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但中国技“术”却无视这一前提和逻辑，直接追求个别的和现时可兑现意义下的有效性，这是一种片面、极端功利主义的追求，是对现代技术和现代体制根基的破坏。

　　现代技术的本质驱使资本生产全球化，它象一头贪婪的巨兽把一切人、一切民族和国家都纳入到资本逐利的全球化体系中。在这个意义下，今天我们面临着双重任务，对中国而言是“如何现代化”，对世界而言则是面临着“中国问题”，即如何面对功利实用的中国技“术”对现代体制的冲击。

　　中国技“术”观大胆拼接各种元素和规则，只为现时可兑现的实用，视一切原则和法则为无物，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发展观。在这种发展观下，我们看到各种怪异的现象，毫无道理可言，丝毫上不了台面，但我们却早已见怪不怪了。比如中国的互联网有GFW，不允许国民接触特定种类的信息，但为了外国人和外国公司经商的方便却又非常实用地网开一面，允许这些人直接或通过VPN不受限制地上网。最近NBA新星杜兰特访问中国，据说有人早早就准备好了一台装有VPN账户的苹果电脑供他访问“推特”等被GFW的网站，这真是奇怪的事，毫无道理和逻辑可言。

　　如果说中国以务实的态度拼接进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生产体系，并利用这一体系迅速地发展了自己，壮大了自己。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是在提供一个另类的选择，是在解决现代技术的难题呢?这个也不可能，因为这套体制是寄生于现代体制之上的，不具备突破现代技术的力量;因为中国技“术”只求实用，不是自足的活动，它就不具备突破自身的能力。突破现代技术需要创新的思维方向，突破自身需要冷静的反思，这些都不是中国技“术”的所长。

　　如此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进行技术批评的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中国要面对全面融入现代体制的问题，而世界则需要面对中国问题，这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现在随着中国力量的发展，中国问题已经有可能动摇现代体制了，在此背景下，任何讨论中国的问题，都不可避免地与世界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中国问题本身就变成了世界问题。

　　今天全世界人们的情绪通过互联网和传媒可以同步地被激发起来。当伊朗妇女中弹倒下的时候，整个互联网同步地发出巨大的叹息。同步的情感刺激和共通的境遇早晚会激发全球范围内的共同行动，这样的行动不断在历史上发生，但下一次将第一次是全球同步的，规模宏大，为了共同的目标。

　　海德格尔把“救渡的希望”留给艺术，这多少让我觉得困惑，因为在中国艺术是小圈子里的玩闹，它本身就是个名利场，虽然他们也高雅地谈论本雅明，笨拙地模仿达明·赫斯特，但指望他们跳出现代体制、跳出中国技“术”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打着灯笼在这灯火辉煌的都市里去寻找自己的同路人，一种以艺术为业的人。

　　“为了观看的观看”在儿童身上却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好奇地看，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只是为了看，他们开心地玩弄泥土和沙子，只是为了弄出个东西来。但在中国的教育中，我们的儿童将很快失去这一特点，他们在家长和体制的促逼下去追逐各种“补习班”和“人脉关系”，好奇心消失了，“为了观看的观看”也消失了。在未来的岁月中，他们将被改造为现代社会合格的劳动力资源。

　　我的爷爷是位农民，除了在湖州当工人期间因为工会的缘由认识了一些字，他没受过任何教育。我的爷爷有“为了观看的观看”这种好奇心，他用我们家吃饭剩下的鱼骨拼出了一只小鸟，这只小鸟长十几厘米，惟妙惟肖。它被用绳子挂在我家的客厅里，随着微风不停地变换着方向和姿态。这只小鸟不同于我奶奶的针线活，它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这是个有意思的艺术-技术创制。我爷爷用他触手可得的材料——鱼骨——再现了一只小鸟，它来源于我爷爷好奇的双眼和灵巧的双手。

　　这样的艺术品就为我们打开了一片空间，在这片空间里，小鸟慈爱地俯视着我爷爷的子孙们，重孙们，小鸟随着微风不时地变换着方向和姿态。这片空间存在于他每个子孙和重孙们的心里，今天随着这段文字，它变成了我们所有人的公共经验，因此也潜在地为我们每个人开辟出了一片空间。因为这片空间的存在，某种生活得以可能。

　　我们对艺术所抱有的期待和希望在这个意义下得以成立，它是无功利的活动，它是对生活中所遭遇到事和物的创造性再现，它努力使我们生活中的某个片段留驻在艺术品中供我们观瞧。因为作品的公共性，因为观瞧和交流，艺术品为我们打开了一片新的空间，新的生活得以可能，救渡也得以可能。

【编辑：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