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下午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民生美术馆听我们的讲座，刚刚热烈的掌声说明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嘉宾——周国平先生。很多人了解周国平老师可能是从一个父亲的自诉——对于生命与死亡的那一份感性开始的。周老师不仅仅是一位文人，更是一位哲人。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尼采思想和中国80年代思潮的关系，这对理解我们第二展厅的很多作品是非常有帮助的，闲话不多说，拭目以待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讲座，谢谢大家！

周国平：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聊聊天，我刚才跟何馆长也说了其实我不懂美术和绘画，中国当代美术30年了解的也是甚少。所以馆里面让我做讲座，我也觉得特别为难，我讲外行话也不好，后来想了一想，当代美术界我还是有一些朋友，怎么和他们交上朋友呢，就是因为尼采。因为80年代的时候，1986年我通过一本书——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就是尼采在自己的转折点上，因为这本书给我带来很多艺术家的朋友。所以我就跟大家聊一聊当时的一些情况，然后对这些情况做一个反思和回顾。

    在哲学上，我做的比较多的事情就是翻译和研究尼采。这个事情是从80年代初开始做的，但实际上在80年代初的时候关于尼采我没有写任何东西，那个时候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研究生，硕士是1981年毕业的，那个时候我主要关注什么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哲学里面关于人的学说。80年代初的时候，国内学术界围绕马克思有很多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就是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不是人道主义，马克思学说里面有没有关于人的学说。当时分成两派，一派是多数派，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人学，不是人道主义，是反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他最根本的就是强调人的阶级性。

    你们知道我搞了一辈子的哲学，上大学的时候，本科上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那时候哲学系是很教条的，现在的情况有点变化，但是也没有根本改变，还是很教条。哲学系里面学的是什么？学的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对马克思的理解特别教条和片面。后来我总结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课堂上我学到了什么东西？它就这样告诉你说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承认物质第一性是唯物主义，认为精神第一性就是唯心主义，这是一条分界线。还有一条分界线是世界是运动变化的还是静止不变的，认为运动变化的就是辩证法。用这两条线给历史上的哲学家排队，凡是唯物主义都是好人，唯心主义都是坏蛋。有的唯物主义者勤奋好学，但是静止看问题，那就是有一技之长，就是有缺点的好人。有的唯心主义者又是辩证法的，像培根，那是有一技之长的坏蛋，可以为我所用。到了马克思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完人，一点缺点都没有了。基本上告诉你这一套东西，学了以后你对哲学了解了没有，实际上一点概念都没有。后来我对哲学有所了解，是读了很多大师的作用，包括尼采的作用。那个时候包括80年代初，人们的思想特别僵化，当时围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观点，有一派非常鲜明主张用马克思的那句话——《费尔巴哈论纲》里的一句话——叫做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综合，那么社会关系就是社会中的阶级性。所以人性在阶级社会里的表现就是阶级性，所有人的行为也好，感情也好，思想也好都是要进行阶级分析的。比如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那一派里面挺出名的一个学者，也是哲学所的，他当时文章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说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根本的区别是人的性爱和母爱是有阶级性，动物是没有阶级性的。也就是说，人在做爱的时候是有阶级感情的，母亲对孩子的爱也是有阶级感情的，动物没有。我觉得特别荒唐，上硕士生的时候，我的硕士论文就是人性的思考，当时看了马克思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当时也发表了很多文章。记得当时这一派比较出名的，像王若水，现在在香港的丁学良等，我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写了很多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也关注人的问题，而且对人性的分析是欧洲人道主义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80年代初的情况。

    后来怎么转去研究尼采，1980年以后我读了很多尼采的作品，突然感觉我以前太可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实际上是说我们能不能讨论人的问题，我干嘛在能不能讨论人的问题上争这个权利花这么多的功夫，直接去谈论人的问题不就行了，尼采就是这样，他直接对人性对人生去思考。没有必要跟那帮傻子在那里竞争，这没有意义。看了尼采的作品之后我豁然开朗，知道应该干什么，应该直接去思考，去谈论本质的问题，用不着为能不能谈论做那么多的无用功，毫无意义的事情。这样就开始投入尼采的研究，对我本人来说，觉得我主要是一个尼采爱好者，并不是研究者。一开始看翻译过来的作品，我当时主要看解放前徐梵澄翻译的《快乐的科学》、《朝霞》、《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翻译了好几本。我觉得很多自己想说的话尼采帮我说出来了，所以我在1985年年初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上博士生，84年才开始招博士生，我是85年上的——开始看尼采的东西，后来觉得光看翻译不过瘾，就开始看原著。原来我外语是俄语，德语一点都不懂，为了看尼采，一边拿着语法书弄德语，一边看尼采，我是在看尼采原著过程中学的德语，学德语的过程中又学了尼采原著，把这两件事情合起来了。这样看了他的一些作品以后，因为看的过程中也做了很多的笔记，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些段落。当时人民出版社一个朋友知道我对尼采特别感兴趣，说你干脆写一本关于尼采的书。他当时想搞一套丛书，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丛书很多。他就建议我写一本，我说好我来写，因为我当时看了之后有很多想法。记得在1985年的春节，我那个时候刚从社科院硕士生毕业，其实很可怜，当时北京也没有住房，你们现在年轻人要买房子，那个时候当然没有卖房子一说，都是单位分的房子，但是单位当时也没有给我分房子，我住在一个八平方米的地下室，在那里面天天埋头写，充满了创作热情。不到两个月，把这本书写出来了，16万字的样子。但是出不了，本来那朋友建议我写，等于向我约稿，但是给了他以后，他们总监审查之后，就说尼采不是法西斯思想家吗？这么多人可以写为什么要写他，这是第一句话。第二个句话是现在有一个翻案风，苏联还没有给尼采翻案，我们为什么要给他翻案。确实对尼采的评价，这20多年开放多了，起码在西方思想的引进介绍上开放多了。当时我写这本书的时候，85年，国内学术界、大学里面、我们的教科书上，基本上对尼采采取的是全盘否定。基本上是两个称号，一个叫做“法西斯思想主义的先驱”，另外一个“反动的唯一自认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这本书当时出版社看了以后基本上抱这样的态度，我看了资深编辑做的审查和意见，基本意思是说要帮助作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尼采，批判尼采。后来这个朋友很着急，在北京找了五家出版社，想推荐让他们出，这五家出版社反映基本都一致，说作者很有才华，但是这本书不敢出。稿子写出来以后，在我那个地方整整压了一年，我是85年3月份完成的，到86年3月份，上海的一个朋友，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到北京去，当时我们不太熟悉，他来找我说你有没有东西可以出的，我当时就把这个稿子给他了，我说你去试一试，反正北京现在出不了。没有想到，他拿回去以后半个月他们出版社就三审通过，5个月就是86年的8月份就出版了。这本书出版以前，当时我博士生导师说，你这本书出来后会有很大反响的，因为你把对尼采的评价都翻过来了，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是充满热情，当然尼采本身的思想非常精彩，我看的时候非常激动，很多想说的话，可以通过这个机会说出来。所以这本书严格说起来不是一个学术工作，而是感想式的，很多地方是基于尼采说自己。

    书出来以后，我来上海，他们想让我配合宣传，跟读者见面，那个我都不太感兴趣，我最感兴趣的是这是我出的第一本书，这时候人的心情非常好奇，想看看读者会怎么看。那个时候我就守在新华书店旁边看，看读者走过柜台会不会注意这本书，当时看到一个上海的大龄青年，看样子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看上去很牛，那个售货员跟他说，这本书你可以看看，他看了一眼说中国人写的尼采有什么看头，后来售货员说这本有点不一样，你翻翻看，他翻了一下，说这本还差不多，然后就付钱了，当时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非常高兴。确实这本书出版以后，反响出乎我的意料，作为我的处女作，真是没有想到第一年就卖了10万册，开始的时候是一点一点印的，就印了5000册，10000册，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现在有媒体炒作，书出来之后给你做宣传，那个时候完全是自发的。当时有调查说是大学生最喜欢的书，往往是列在首位。我看香港1992年出了一本书叫80年代影响中国的33本书，里面也把这本书放了进去。

    尤其是通过这本书我收到了很多信交了很多朋友，因为这本书比以前完全教条地批判尼采的书来说，介绍了尼采本人很多真实的思想，他的原话我翻译过来放在书里面，应该说读者还是比较真实，虽然通过我的眼睛看尼采，但还是比以前更加真实。真正喜欢尼采的我发现是两种人，第一就是大学生，大学生特别喜欢，另外就是艺术家。记得85年的时候，书还没有出来，我已经写了，一直出不了。那个时候我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在黄山办了一次哲学讲习班，很多研究人员专门到那里讲课，是向社会公开的，社会是要付报名费才能去听的，就来了一些人，当时也让我去讲尼采，我就去了。讲完之后一个小伙子带着他女朋友来看我，这个小伙子现在已经不小了，就是画家刘彦。他当时像一个大孩子似的，很年轻，非常激动地跟我说，说报名参加这个班，听了那么多前面讲的，当时太失望了，说他们都是支持大众，他用了这个词。后来听我讲了尼采之后他就觉得没有白来，他告诉我他以前特别喜欢尼采，因为那个时候书得不到，尼采的原著没有出版过，所以他为了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到北京图书馆借这个书，一页一页复印回去看。后来我回到北京之后，刘彦也到了北京，成了北漂，也带来了一些朋友，当时他们有一个叫北方群体，北方群体就是刘彦、王广义、舒群和任戬。刘彦把这些朋友带过来给我认识，后来我们都成了很好的朋友，我通过他们又认识了美术界的一帮朋友。另外还有比如崔健，崔健也是通过他认识的。86年的时候，也是崔健一无所有刚出来的时候，开始传唱很多人录的音，我当时听这个歌很震动，说这个不一样，我朋友说你想认识他吗，我说想。那时候他还没出名，后来就找我那朋友梁和平，当时梁和平是崔健的好朋友，也是搞音乐的，后来当他的艺术总监，就在梁和平家里我跟崔健见面了，崔健跟我说，我们搞摇滚一般不看书，但是就你这个书我们特别爱看，他们很多人都喜欢。当时王广义来见我说，基本上新潮画家人手一册，都很喜欢这本书，其实我知道他们喜欢的是尼采。

    80年代的气氛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是物质浪漫，人们要表现自己的浪漫基本上用物质表现，比如说名车、豪宅，还有手机的最新款式等，这些东西大家比较在意。80年代，从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就89年那段时间，中国整个气氛真是精神浪漫的气氛。不要说艺术家、大学生们，就是当时尼采这本书没有出版的时候，开始各地举办一些讲座，我记得85年山西省委宣传部长把我请去，给他们省级机关的高级干部，去讲尼采。因为有一次在北京，团中央举办的全国高等院校团委书记培训班上，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也让我去跟他们讲尼采，但这一讲就惹了麻烦，因为当时去听讲的有当时所谓的德育教授，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们当时比我的名气大多了，经常全国各地循环演讲，给青年人进行思想教育，专门有一个研究所叫做青少年思想教育研究所，挂在团中央下面。他们也去听了，然后就提出来说周国平在那里放毒，允许他们要清除这个流毒，他们也要讲。很难办，后来团中央宣传部长，现在是新闻出版社所长刘冰洁，跟他们说，你们要想一下，青少年研究所也是挂在团中央的，惹出麻烦来对你们也没有好处，就把他们压下去了。

    当时整个氛围，最流行的是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翻译他们的书当时出的比较多。那个时候谈论尼采、萨特，你如果插不上话，好像挺没面子，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氛围。80年代后期，当时有一些中青年学者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编辑部，叫“中国与世界”、以甘阳为首，我们当时大量翻译一些现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品。包括我翻的尼采《悲剧的诞生》、陈嘉映翻译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宣良翻译萨特《存在与虚无》，当时发行量都特别大。用当时眼光看是最畅销的书，那本《悲剧的诞生》一年中间发行了15万册，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数字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5万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0万册。老实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我完全看不懂，你们去看一看真的是太难懂了，不知道为什么。就《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算是一个很晦涩的哲学家了，但是《存在与时间》认真看的话，还是能看出一些名堂来。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真是特别难懂，我就说他可能自己也没有弄懂，所以写的那么晦涩。我不喜欢萨特的哲学著作，而喜欢他写的剧本，他的剧本写的不错。但是它能买十万册，几个人能看懂，这说明当时的一种气氛，对新思潮的一种关注。

    后来我翻译尼采，包括写尼采在自己的转折点上，针对马克思的研究转到对尼采的研究，因为读者对于尼采的接受，我就思考原因，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从我自己来说，后来反思，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但实际上原来1978年以前，毛泽东时代那种意识形态控制依然还在，真要突破那个东西的时候，我通过尼采找到了突破口，不跟意识形态玩了，你还在那里管这，但是我不跟你玩了，直接进入一个自由思考的领域，像尼采一样思考人生问题，这对我来说是这样。从当时读者，尤其是青年人对尼采思想那种喜欢也是这样。就是从意识形态的控制下，能够摆脱出来，进入自由探索的状态，尼采是一个特别好的突破口。

    不知道大家对于尼采思想有多少了解，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着重从这样一个角度来介绍，尼采思想里面哪些东西和中国80年代的状况能够对接，最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到底什么东西引起了大家的兴趣？80年代，中国开始转型。首先开始的是经济转型，从经济开始，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从精神层面上说，也应该有一个转型，一个配套的转型，我认为这个转型应该从意识形态向自由的精神探索转型，但这一步非常艰难。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没有信仰，但在毛泽东时代人们貌似也是有信仰的，实际上我觉得那也不是信仰，而是意识形态。信仰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宗教也好，是哲学上的一种思考，要解决的是人的终结问题，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人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不管这个问题，或者说得很简单，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呗，人生怎么过呀，就听党的话呗。这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完全不让你思考这些问题，他给你现成的答案，而答案是政治层面的答案不是人生层面的答案，所以我觉得不是信仰。到了89年的时候，意识形态大家心里面都明白，那对人生没有指导意义，没有指导作用，需要自己去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但我们没有，所以出现了所谓信仰的空白。这种情况和尼采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有类似之的。

我简单介绍一下尼采的生平。他是1844年生在德国的一个小城镇，现在在东德，1900年去世，活到56岁。实际上他最后的11年基本上是神志不清的。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大学生和学者。年轻时学的是神学，后来改成古典语言学，主要研究古希腊罗马。24岁成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的教授，在西方来说也是非常早的。他在古典文学上的成就很大，是学界很著名的导师。进大学当教授以后，从世俗的命运来说他开始走上了不幸的道路。当了一年教授之后出版了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是专门研究希腊悲剧的。这本书不是按照古典语文学，搞学问的方法做的，实际上他在讲哲学，而且提出新的哲学，实际上他在解决人生问题。他认为人生是一个悲剧，为了解决这个悲剧提出两种办法，一个是日神，一个是酒神，这个我具体不说了。他这一套研究思路完全与古典语文学的学术规范不搭界，所以这本书出版以后，古典语文学界对一片沉默，原来最欣赏他的导师对他也非常苦恼，认为他背叛了古典语文学。在那之后，语文学界当时一个年轻人写了批判他的文章，那篇文章火力挺猛，发表以后他在语文学界就非常孤立，只有两个学生来听他的讲课，而且这两个学生不是本专业，而是外系的，所以在学校里面基本上没有市场。再加上他身体不好，严重神经衰落，天天都睡不着觉，视力减退，最后基本上不教学了，就提出了辞职，34岁他离开学校。离开学校以后没有职业，靠那一点很微薄的教授退休金生活。他在欧洲南部的一些城市，去的最多的是意大利和瑞士的南部，在那里过着漂泊的生活。他一生中最有成就的就是他流浪的10年，从34岁到44岁。我去过他待的最多的地方，瑞士南部山区里，叫西尔斯•玛丽亚，现在那挂了一块牌子叫尼采故居，其实那时候他是一个房客。一座农民的房子，他在二楼一个小间房里，跟我当年在地下室住的差不多，一个八平方米的房间，连续八年夏天他都是在那里过的，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凉快。他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那里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