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氏兄弟的作品是多媒体诗学的果实，这一诗学运用了表演、摄影、绘画和雕塑等多种语言。在国际艺术视野中，高氏兄弟处于这样的领域：他们力求通过艺术满足沟通和社会交流的需要。

并非偶然，摄影成为纪录他们在公共和私人空间用身体完成的表演的手段。他们的身体艺术并不是裸体的展示，而是将人性赤裸化，以将其带入交流和对话条件的怀抱。

高氏兄弟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价值，力求将观众带入对他者的重要性的自觉状态。他者可以是处于相遇或对峙状态的男人或女人，警察或妓女。高氏兄弟最新的作品是摄影和绘画交汇的成果，呈现了一个隐藏的世界，一个性交易的世界，这个世界被法律的代表剥下了面具，被警察的严厉目光所凌辱。

这里鲜明而又一次被揭示的是身体的重要性，这是快乐的神经中心，同时又是可能的暴力和凌辱的目标。说到底，高氏兄弟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人类学重音，试图再次证实艺术是唯一的面对技术和权力的当代人的解放过程。

高氏兄弟将历史作为创造活动的导体和放大器加以运用，历史在这里是唯一能将个体从他生活的偏狭中攫出，将其重新带入人的人类学需求的总体尺度。一些浪漫主义文化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死亡，自然和独行英雄的主题)被再次启用并根据新人文主义战略再次推出，这种新人文主义战略意图给予艺术以交流的意义。

这样艺术成为个体良知和社会性记忆间的焊接的时刻，这一记忆从集体无意识的词义上来说吸取一切而不摧毁任何东西。唯有艺术家具有超人的力量连接这两个时刻，为此所有他的个人在场痕迹(与创造性连在一起)变成值得保存和夸耀的魔戒。炫耀成为伦理必需性的时刻，通过这一时刻高氏兄弟纪录着张力和斗争：将生活在初始混沌中的事物攫出，带到形式的清晰和良知的形态。

典范性在于个人良知的运动，试图将资产阶级科学偏狭和分离的真理从知识链上拆卸下来，而在这种科学中，进化仅仅是技术智力的革命。这一科学的观念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它的方法论仅仅对技术的进步有益，不挑剔地说，它对人施以了专制。

高氏兄弟推举的艺术观念意在成为存在的不同时刻间持久和连续的创造性。诺瓦利斯、歌德、席勒、叔本华认为这种张力是连接人和超验之力的实验，它遵循了并非分析而是综合的方法，这一方法更适于称为超自然。高氏兄弟的斗争之不同在于以英雄意志作为主角推进对物质的侵犯，将其带到良知的光芒中。因为艺术不是运动的图像，而是解放的过程。这样他们倾注了所有精力包括自己的身体，去苏格拉底式地面对生活的空间和确立一种和社会性进行交流的关系。但是交流并不以优先的方式仅仅面对他者，面对人，而且也面对下方，面对树木，动物，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