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复印的佛洛依德

在八十年代初，佛洛依德这名字听上去有点像个地下工作者，神秘、厉害、面目不清，因为我们在较长时间里都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书。也因此，有关佛洛依德及其学说，靠的都是他人的口头转述。而转述者中也并非全是见了“真人”的，于是很多时候，就成了转述的转述了。佛洛依德让我们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体验了一次先哲时期“口头传授”的余味。1983年冬天，从南川县来了一个叫苟明军的朋友，他听我们说起了佛洛依德，并默默的将这个神秘的名字记在了心里。大约半年后，苟明军再来时，从挂包里拿出了一本解放前出版的繁体竖排的《梦的解析》，据说是他从南川县图书馆“偷”出来的。只见书的扉页除盖有藏书单位的图章外，还加盖了一颗蓝色方形的赠书章，该书竟为军阀杨森所捐赠。就是这颗赠书章，使得我们眼见的这本书又多了一层神秘与传奇。当苟明军证实了这本书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佛洛依德的著作之后，便自告奋勇提出他可以找朋友将其复印。当时在场的三个朋友便一人“预订”了一本。现在，这本由苟明军复印，后又由我找报社印刷厂的朋友帮忙装订成“书”的《梦的解析》，还静卧在我书柜的底层。

说实话，这本复印版的《梦的解析》，从我拥有它那天起，就成了我书柜中纯粹的收藏品，除了刚拿到时曾经“物理性”的用手指去摸过其中的某个页码，严格意义上的“阅读”却是一次也没有的。我在1984年，就已经很讨厌佛洛依德了。这也导致了我今天的书柜里，除了这件复印品，公开出版的佛洛依德的书是一本也没有，尽管那以后佛洛依德的各类著作乃至传记已经成了出版市场的热销货，他本人也从一个“地下工作者”变成了阅读界的“公众人物”。

八十年代，在你的周围不乏佛洛依德专家。这基本上是一群讨厌的人物。在他们面前，你说话做事都得小心。你随便说个什么，他们都能分析出你的阴暗的潜在意识。更不要把你做过的梦告诉他们，将一个人很平常的梦拆解得花里胡哨，触目惊心，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听得多了，你已经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好象随时你都在魔鬼和好人之间跳来跳去似的。往往一个本来没什么的念头，你一和佛洛依德沾边，就吓得不得了，简直是邪恶。我曾经有一位朋友，硬被一个佛洛依德专家分析出有“俄狄甫斯”（即恋母）情结，恍恍惚惚的便开始仇恨起父亲来。

由于佛洛依德名气太大，崇拜者太多，一度时间，我对自己的“厌弗”情绪感到心虚。直到当我看见我十分喜欢的作家辛格，以及部分喜欢的作家纳博科夫，都坦率和辛辣地表示过对佛洛依德的厌恶和嘲笑，我对自己的感觉才稍稍塌实了一点。

其实，说到底，这不是佛洛依德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好在我们周围那些佛洛依德的崇拜者，都是些好赶潮流的人，而今天，佛洛依德显然已经不是潮流了，他们好像又迷上了福柯。

七、月亮与六便士

在我搜索八十年代的阅读记忆的时候，差点就漏掉了英国作家毛姆和他的《月亮与六便士》。这本小说在八十年代并不是阅读界的热门读物，毛姆好像也不是特别受文学界推崇的作家。我敢说，在很多人的书目中，遗漏他应该是很自然的了。但我对于这本小说的记忆，却是一个例外。原因是，它总能让我回忆起一个早已失去联系的朋友，以及那一段过往的生活。这位朋友叫欧阳无尽。

那大概是1982、1983年吧，我通过我们剧团的一位小提琴手，认识了欧阳无尽。他和小提琴手是知青时期的朋友，在年龄上自然也要大我近十岁。他不写作，但酷爱阅读，《月亮与六便士》就是他推荐给我的。他那时已经结婚，并有一个上幼儿园的儿子，与妻子的感情看上去不是很融洽。他对文学作品有独到的眼光，对作家也有自己特别的偏爱。他还有买了书作为礼物送给朋友的嗜好。他送过我三本书，其中毛姆的小说就占两部，《月亮与六便士》以及《刀锋》。他送朋友的书都要题上几行文字，签名并盖上图章，好像这书是他自己的著作一样。

读过《月亮与六便士》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部以印象派画家高更为原形的小说。搞文学的人说起印象派画家，首先就会提到高更，我想这也许与毛姆的这部小说不无关系。我那时还是一位文学青年，阅读不仅仅是为了学习写作，可能更多的还是对人生的间接体验。通俗的讲，每读一部喜欢的小说，都是一种全身心的融入，与现在不一样，读什么都保持着一种清醒与距离。《月亮与六便士》便是当时我读得最进去的一部小说。塔希堤，到今天仍然是我意识深处挥之不去的一个美好地名，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地，尽管我早已过了对人生作浪漫之想的年龄。

我相信，欧阳无尽如此推崇《月亮与六便士》，也是因为那个永远的塔希堤。这意义对于一个在婚姻中的阅读者而言，尤其如此。后来，他离婚了。离了婚后的欧阳无尽对于小说的阅读热情便有所减退，我感觉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有时见面也还谈起一些新出版的书籍，但从他的眼神中，我再没有遇见过他在谈起《月亮与六便士》以及《刀锋》时的那种略有点神经质的光亮。再后来，他又结婚了，言谈举止更趋温和与平常。我不知道他对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是否满足，但好像周围的朋友都是有点失望的。

在我印象中，欧阳无尽也萌动过写小说的念头，那好像是在他第一次婚姻破裂和第二次婚姻尚未开始的阶段。如果说《月亮与六便士》是以高更为原形，那他的小说将以谁为原形呢？他说，如果要写，就是以自己为原形了。然而，我们终于没能看见他动笔写那部他要以自己为原形来写的小说。接着就是第二次结婚。新的妻子比他小许多，但是并不漂亮，据说，也不温柔。

八、如愿以偿

最后，我要写到艾·巴·辛格了。2000年，我多次在好友中茂面前讲起同一个故事：我曾经两次在图书馆借回《辛格短篇小说集》，两次起心吞下这本书，但最终还是归还回去了。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强烈地喜欢着辛格的短篇小说。我已经看过他的长篇《卢布林的魔术师》，之后，我被他的这些短篇所征服。可以这样说，辛格的短篇是我在八十年代后期走出卡夫卡“城堡”的通道之一。也是我从一开始就对“意识流”小说十分抵触的重要凭借。可惜，十多年来，我从未“拥有”过这本让我倾心的短篇集子，我只是时常回想它。我常对喜欢书的朋友说，真奇怪，很多书都再版了，十多年来，唯有这本《辛格短篇小说集》从未见过再版。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中茂说，他藏有一本，要送我。但我觉得这礼太重，一直拖着不敢接受。

十多年来，关于辛格的短篇，我总是以回想的方式代替手指对书页的翻动，这真是一种过于秘密的奇妙的阅读。我不记得我还对哪本书或哪个作家有过这样的阅读。回想辛格，其实是在我的心目中累积起了一个短篇小说的高度。十多年来，我也记得我很少与人谈论过辛格，那是因为，凡“高度”的东西，可谈论的不多，这就像一个人的心事，除了自己去琢磨，没什么好谈的。在这漫长的回想中，我自己也并没有开始写小说。仅仅是因为喜欢，就像回想一个喜欢的朋友一样。至于我一直想要拥有这本短篇集子，并为这么多年不见其再版而有所微词，那又是另一种心情，一种很放松的心情，完全没有要研究什么的紧张。可能就是怀旧吧。

要说起来，我得知辛格，媒介还是索儿·贝娄，写《洪堡的礼物》的那个美国犹太作家。他的长篇我读过不下五部，最喜欢的还是《洪堡的礼物》。然后我就听说，一个叫辛格的用意第绪语写作的美国犹太作家，是索儿·贝娄将他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在《纽约客》上发表，才引起世人的关注，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我想，索儿·贝娄都这么厉害了，他愿意花时间去帮另一个作家做这样的服务性工作，那这个人肯定也是相当的厉害。就这样，我开始找这个叫辛格的作家的作品。结果是，吃到了桃子，对苹果就不怎么有兴趣了。后来我几乎不碰索儿·贝娄的小说，尽管我的书柜里有他全部的汉译小说版本（九十年代新译的除外）。我觉得辛格比贝娄更纯粹，更简约，更有力。我不知道老贝娄得知在中国有这样一个吃了桃子反倒冷落苹果的读者，是否会不高兴，或者是太高兴？

我最终还是接受了中茂的馈赠。中茂说，既然你这么喜欢辛格，你就将这本书拿去吧。我知道，我如果再不接受，就是我矫情和虚伪了。由此，也让我更加地感叹，中茂，他真是一个八十年代的人。

（来源：新思想档案）

何小竹，重庆市彭水县人。1963年生。苗族。1979年考入涪陵地区歌舞剧团，从事乐队演奏和编剧。1979年后历任四川涪陵地区歌舞团编剧，黔江地区文化局干部，四川省作家协会文学院专业作家，成都市广达软工程公司策划人员，黔江地区艺术馆馆员，三级编剧。黔江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83年开始在《星星诗刊》、《人民文学》等刊物公开发表诗歌作品，并参与“第三代”先锋诗歌运动，为“非非”诗派成员。1988年底调入黔江地区文化局从事群众文化工作。1989年出版诗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1991年出版诗集《回头的羊》。1992年定居成都，为自由职业者。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开始小说创作。自1999年起，主编《中国诗年选》。2000年参与“橡皮文学网站”的创办工作。现居成都写作。为《南都周刊》的专栏作家。发表和出版有长篇小说《爱情歌谣》、《潘金莲回忆录》，中、短篇小说《圈》、《幸福生活的理由》、《明清茶楼》、《迪厅的两个女孩》、《天堂旅馆》，小说集《女巫制造者》、《藏地白日梦》，诗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回头的羊》、《6个动词，或苹果》和以词典形式写的一本关于西藏文化与自我思考方面的，集藏文化知识简介和个人随笔于一体的休闲读物《喜马拉雅的隐喻》等。组诗《黑森林》获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新人新作奖，诗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获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奖。

【编辑：袁霆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