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君：看看每一代人都做了哪些事情。

回顾历史，90年代中期的提名展有对历史环境很强的回应性，如反对艺术走向市场的趋势，如传统批评方式的失效。我们如今面临的背景跟当时很像，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对于新的展览、新的面貌也都是有期待的。

因此，就像回顾老一辈我们会说他们做了哪些事情一样，在探讨新时代新的批评方式的时候，我们也要思考这一代的任务是什么，我们都做了哪些事情。像这次的批评家提名展就提出了几个关键词：理性、反思、自觉。

鲍栋：团体如何避免平均主义?

每个批评家都有自己认同的价值，但将批评家结合到一起，很容易变成平均主义，抹杀尖锐性，被迫接纳一些本来不会接纳的东西。因此，能否考虑以提名展模式作为基本框架，最后形成小的主题，进行相对深入的论述，这样既保证了多元的价值观和视野，也能保证提名的活力。

盛葳：专业性不能只停留在文字上。

关于批评家和专业策展人的身份界定是目前热议的话题，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细节上，批评家必须向专业策展人发展。我们的学术脉络和观点，以及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对比、碰撞，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上，而要在实际空间中得到呈现。这样的专业化，将有助于推进个案研究。

当谩骂成为一种流行

媒体与批评家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网络时代的来临，网媒大量产生的同时，纸媒也因着网络文化的发展而做出多种调整。新时代新媒体，批评家该如何应对?又该如何与媒体磨合，形成对艺术发展更有价值的声音?

吴鸿：批评家需要发表自己观点的阵地。

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批评家需要发表自己观点的阵地——媒体。以简单线条来说，“85新潮”时期的《美术》杂志，是年轻编辑在试探边界的过程，可以称之为暗度陈仓型。后来出现的《中国美术报》，也是在体制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管领导的个人意志和宽容度，可以称之为偷梁换柱型。到了90年代，《美术》和当代艺术几乎无关，《中国美术报》停办，90年代前期，出现了将地方性刊物借来办刊的《艺术界》等，属于草船借箭型。

而到了2000年以后，大众和时尚媒体的相应版面和栏目关注当代艺术，同时，网络媒体开始介入。

早期的大众媒体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对当代艺术特别是行为艺术的妖魔化，二是当时的编辑记者对于艺术的基本概念和价值观缺乏专业准备，三是过于偏重地下艺术，将其与前卫艺术混淆，结果一方面过分宣传了一些不重要的艺术家，另一方面也容易被急于成名者利用，造成混乱。

网络媒体的诞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成为当今的代表性媒体。很多年轻批评家第一次发表文章都是在专业的网络媒体上，可以说这些网络媒体和批评家的成长密切相关。此外还有一些直投方式的杂志，良莠不齐，需区别对待。

总体上说，现在的批评家生存状态更加多元化，和媒体的职业联系不像80年代那么直接，因此，探讨批评家与新媒体如何形成良性互动，就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