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徐冰在接受采访时却对“前卫”一词保持着谨慎的距离。他说：“我对传统那么尊重，有这么多学院训练的背景，一个习惯以学生的谦虚之心接人待物的人，怎么就成了一个现代艺术家，跑到‘前卫’的地方去了?我后来的作品被认为是现代艺术，实际上是我老老实实面对艺术探索和生活的结果。实际上，我一辈子从事艺术的理念，就是最初的、被说得已毫无感觉的这句话，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话，真正有效地帮我走到了现在。”
话题从《凤凰》说起，就这样延伸到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徐冰说：“你的工作必须要与时代发生关系，但显然这个时代与艺术相比走得太快了。艺术则显得是太古典的，太个人的方式。我没别的本事，既然相信艺术来源于生活，别管谁说的，也别管它多古老多陈旧，这个艺术观代表了我看艺术问题的核心，也是我们这些艺术家最早建立的艺术观。一旦建立，就一直以这种方式从事创作。”
艺术让徐冰描述得如此简单。“简单到这个社会进入现代，我就是现代艺术家;进入当代，我就是当代艺术家;给我甩到国外，我就是国际艺术家;回到中国，中国是最具实用性的地方，我就应该是最具实用性的中国艺术家。”说着说着，徐冰忽然从兜里掏出两块黑色小石子，郑重其事地向记者展示一番。这两块小石头显然被他把玩已久，洁净光亮得似乎脱离了石头原初的样貌。他配上的解说词是：你看，这两块石头是我带女儿去爬山捡到的。这一块，像用过的橡皮，另一块，像新的橡皮。“这似乎能代表我这样的中国人对物的态度——珍惜物质，对旧的时尚比较有兴趣。”
徐冰的目光透过“哈利·波特”的眼镜，久久停留在这两块没人会注意到的小石子上。忽然间，你会感到作为艺术家的徐冰，或许真的能和哈利·波特扯上些关联——他们都是魔法师，将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物质赋予神性。或者让它原有的属性消失，让一个新作品在瞬间诞生。
80年代，对所谓文化、文化讨论有一种厌恶，做一本自己的书来表达这种感觉
《天书》
1984年徐冰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在此期间读了很多书。他说:“到了80年代，我读了很多书，参加了大量的文化讨论，觉得不舒服，就像一个饥饿的人吃了太多，这时对所谓文化就有一种厌恶。文化讨论好像是一个游戏机，上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停下来。到最后把本来清楚的事情也给搞乱了，这个叫‘文化’的东西和我们总有一种不合适的关系。当时就觉得要做一本自己的书来表达这种感觉。”
1987年，徐冰开始在中央美院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以特有的耐心和技艺刻制了4000多个自己创造出来的字。这些字没有一个是可释读的，也就是说全部都是没有意义的。当这些字通过雕版印刷出来并装帧成线装书的时候，就呈现出它的当代性——严肃、庄重的形式下却没有任何意义，这些特别像样的“伪文字”完全没有交流的功能。这就是徐冰的成名作《析世鉴——天书》。
这部作品自1988年首次展出后就一直是热烈讨论的对象。据说有位商务印书馆的老先生看了，却没有一个字能辨认，“这让他很恼火”。对现代艺术有经验的读者则说：“这部作品是对他的文化依赖的警告。”徐冰自己评价《天书》说:“这是一本在吸引你阅读的同时又拒绝你进入的书，它具有最完备的书的外表，它的完备是因为它什么都没说，就像一个人用了几年的时间严肃、认真地做了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天书》充满矛盾。”
试着把三维的实物转到二维的平面上，让版画不再受到制版或尺寸的限制
《鬼打墙》
徐冰这样描述这部以长城为基础的作品：“我是学版画出身，一直就想试着把三维的实物转到二维的平面上，以获得一种新的转换概念，这样版画就不再受到制版或尺寸的限制。1990年3月我和一些学生、朋友以及金山岭的农民十几人在长城上辛苦了近一个月。完成了这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手工版画的室外拓印工作(当然尺寸的大小不是艺术的关键)。折腾了一把也算过了瘾。满满一卡车的拓片从山上运回了美院。1990年7月我去了美国，为了筹备一个展览，这堆半成品也被运到那边。在一个大的工作间里，我与几位助手工作了半年多，把它们拼接、装裱起来。首展是在美国的艾维姆博物馆。这东西的出现，把保守的美国版画界吓了一跳，这么大、这么特别的版画，没见过。”
从图形标识入手，寻找普天同文的理想
《地书》
与《天书》相反，《地书》是一本人人都能读懂的书。徐冰说：“这两本看上去截然不同的书，又有共同之处，不管你讲什么语言，也不管你是否受过教育，它们平等地对待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天书》表达了我对现存文字的遗憾;而《地书》则表达了我一直在寻找的普天同文的理想。”
《地书》的灵感来自于机场和飞机机舱。徐冰注意到，机场的标识和航空公司的安全说明书的设计都以非常简洁的图形为主，基本上不用语言就能把复杂的内容传达给操着不同语言的乘客，相当于一个“国际读本”。从1999年开始，徐冰开始收集、整理世界各地的各种标识，很快就收集了上万个图形标识。徐冰希望《地书》是一个开放的作品，他计划为《地书》建立一个网站，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加入自己发现的图形文字。但他也认为文字是已经约定俗成的：“我做的只是收集整理，我不想自己编造一套文字。”
道德、利害关系的判断太强，就看不到材料的真实和价值
《烟草计划》
《烟草计划》始于2000年杜克家族所在地美国Durham城，延续到2004年的中国上海，由一系列与烟有联系的制作所构成。比如：一本用烟叶印制的大书，在展示中任由烟叶虫把它吃成一堆碎屑;一只十米长的香烟在展开的《清明上河图》上缓慢地燃烧，在长卷上留下一条痕迹;在黄浦江码头的旧烟草货栈，用霓虹灯和云雾制作了大型装置;由无数只香烟插成的一张巨大的虎皮地毯散发着浓重的烟草味道……整个计划构成了一个层层深入的对人与烟草复杂关系的追问，以及以烟草为线索引发的有关历史与现实、国际资本、文化渗透及劳力市场等话题。
徐冰说：“把烟看成一个无属性的材料，思维的触角才可以无限展开，才能发现难得的东西。如果总带着很强的道德、利害关系的判断，就看不到这些材料的真实和价值。艺术作品与社会内容的相关性其实是不需要艺术家去担心的，何况是烟草这种材料，它自己就把这种关系搞定了。”
相关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