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一词的出现是当代中国的特有产物，它是由盲流、外来务工人员等词语演变而来的，但究其根本却是个带着歧视的贬义词。“农民”是什么?农民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身份?如果是职业，那么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人就称为农民。如果农民只是一种职业，那“农民工”又是什么呢?是种职业?是农民职业转工人职业?是既做工人又做农民?那么那些长期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农村人还是农民工吗?现行的“农民工”概念是否本身就存在概念不清和语法的误区?如果承认农民是种身份，那么提出“农民工”的概念是成立的。从“农民工”历史演变来看，“农民”早就为一种身份了。社会学家艾君认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派生出来的对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排斥而产生的人的等级观念的歧视。舆论可以呼吁改善进城农民的地位，法律也能够保护进城农民的权益，道德却做不到让世人不去歧视穷人。
中国自宋以后就堕落为彻底的世俗社会，直到清末越发变得不可收拾，至今我们在严格意义上仅完成了共和革命的胜利。任何社会问题都由极其复杂的社会因素组成，要从堕落的世俗社会泥潭中挣扎出来是何等的艰难?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难题，如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西方普世价值观与以儒学(尤其是宋及宋以后的儒学)为核心的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冲突和矛盾。儒学的核心是要建立秩序分明的大同社会，等级制是建立这种社会的必要框架，从这一角度来说，社会的“必要歧视”是理所应当的。在这样的体系中我们要冲破出来还要保持民族文化优越感和自尊心谈何容易!当今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无疑是较为成功的，可许多的人简单粗暴的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成功的”偷换概念到传统的社会不平等概念中，在当今社会中造就出另类的更具欺骗性的不平等观。由此滋生出“农民工”，“农民工二代”，“草根”等等具有极强暗示作用的词语，以致凡是带有“农民”字样的词语往往都带有歧视的含义。那么，以“农民工”为题材的作品被冠以悲天悯人的社会责任被反复解读和扩大也就顺理成章了。
纵观赵晓东的作品中清晰的思维转变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川渝地区农村进城务工现象非常普遍，重庆等工业城市并没有提供大量的工业就业机会，以致许多男性常以重体力劳动为谋生手段，女性以服务行业和从事小商品贩卖为主。有的人拼命掩饰自己出生于县级城镇的成长经历想成为别人眼里“根正苗红”的“城里人”时，作为艺术家的坦诚使然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乏有心理的对接契机。人活着是有尊严的,赵晓东早期的作品并没有摆脱绘画的典型性形象和叙事性,有着“愤青”式的主观情绪和“人文关怀”式的观照：城市被悬置为单纯而窒息的色彩平涂在背景上;几何形状的脚手架支撑着画面的基本构架;人物形象在画面中顶天立地;劳动与劳动者在强烈的阳光下升华为敬意的纪念碑式的歌颂。这一系列作品在观念上是含糊的，是不甚成熟的，毕竟绘画的服务性功能不再是时代的主旋律;甚至还有的人物形象目光是空乏的，这可以看到赵晓东带着主观情绪和态度在认知“农民工”问题。此后的作品中赵晓东的视野开始扩张：各式各样的进城务工人员以及城乡结合部的各种形象都被纳入了笔下，仰视转变为平视，歌颂转化为记录。赵晓东的笔下形象更贴近生活也更加地丰富起来。这段时期的作品既有快乐的劳动也有无聊空虚的游戏;既有都市时尚的跟风也有狡讦的偷奸耍滑……这批作品对赵晓东来说至关重要。诚然，这批作品中对现象与对现象的纪录使得他的作品还是落在反映论的陷阱中，但同时也能看出赵晓东在反思——对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思已经开始。大量的绘画尝试使得赵晓东在造型处理上技艺日趋娴熟，反复在特定场景的绘制使得将来的作品更具针对性，后来被扩展了的“摩的人生”，“兄弟姐妹”，“年猪”等系列作品都可与在此阶段找到端倪。
最近在蓝顶美术馆展出的赵晓东的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画家自称为草纸油画。油画这一被定义为“精英艺术”的论调开始动摇，在所谓的油画常识中，油画的制作对基底材料的选择经过漫长的演绎有着较为固定的程式。在许多画家眼里，油画基底的制作甚至有着和画面同等高度的重要性。赵晓东的这些作品草纸基底和笔下的形象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既非乡土也非叙事的特殊美感。从形象记录及描述事件到从事件引发思考再到从事件中漠视事件本身的意义去寻找那惊鸿一瞥的对接状态;从画家本身的价值体系出发将自我人生的态度投入而不是投射到作品中，这使得赵晓东从写实，叙事的困境中走出来寻找到全新的当代视觉图式关系。从画家的角度来说绘画的乐趣除了人们所熟知的画面成就感外，更多画家更愿意享受绘画过程中产生的触觉美感以及由触觉带动的视觉愉悦。笔触，我认为是最能体现画家气质的绘画语言，自觉和不自觉的笔痕会将作者的心路历程一览无余地暴露在画面中，画家把自身投入到作品中，酸甜苦辣都是生活，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如果我们以高于生活的俯瞰姿态去审视,我们应该怎么去解读画家在画面之中坦诚以待的人格? 如果我们对画家的解读仅仅停留在形象符号上，那么，我们就会落入画家的阴谋中;如果仅是创造出新的画面视觉形象就可以被认定为优秀的艺术家时，我们就理所应当地承认被掩饰了的画家内心不可告人的虚伪是智慧的真实。由此也可以认定预设性很强的画家由于失去了绘画的触觉乐趣从而请“枪手”代笔的作品是合情合理的!画“农民工”形象的赵晓东不是“农民工”，大学教授怎么是“农民工”呢?如果我们将社会不平等概念，等级观念纳入思考的切入点是时，赵晓东的作品是可笑的，他笔下的形象代表着非主流的社会底层人士，但画家的社会身份又是被认可的，如此纠结的问题是死结吗?底线究竟为何物?作为人的底线是什么?月收入?住房?学识?人的底线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的构建不依靠任何的附加条件而是建立在平等博爱基础上的人的自主!也就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快乐应是常态的，不快乐是非常态的，将快乐表达出来没有任何问题，可为什么还有非议?是什么在作祟?
赵晓东的作品如果不深究很容易就误解他笔下的形象是单纯的“农民”工问题，是特殊事件的记录者，而不是将外画与内省之间打通了由油画作为载体的通道，仅仅是简单的对事件的描述，对单纯的快乐的记录这样简单。赵晓东的作品是将自我身心投入到画面中，没有趾高气扬的俯瞰芸芸众生，而是平等的将现实事件融入自我情感的血液中，折射出当今部分知识份子对普世价值观的重新认知和期冀。
我和赵晓东仅一面之交，如果这是误读，那就误读吧，歧义总会产生绘画生命的另类延续。
田亮
2010/6/28荷塘月色初稿
【编辑：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