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验报告”
俞可 张大力
俞可：作为“实验报告”的第二个个案，张大力的展览命名为“极端现实”——在我看来，张大力在艺术上呈现出了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并且值得深入研究和梳理。我想和艺术家一起来研究这种极端方式背后的原因，是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反省，还是历史学、哲学层面的思考，或者是艺术家在对社会文化的理解中，所建构出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并通过这个展览，呈现艺术家不同创作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样，我想通过张大力特殊的现实主义表达方式，来和展览空间所在的城市——重庆，形成某种联系。在我看来，重庆不像北京、上海，但它在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特征上是一个非常典型化、有个性特征的城市，它涵盖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很多方方面面，显得非常矛盾、非常真实，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集中缩影。
张大力：重庆，我觉得它跟北京、上海、广州肯定是特别不一样的。可以说，重庆是一个“庶民化”的城市，因为它是西南重镇，四川美院也在这儿，它在文化上来讲是西南非常重要的地方；还有它的人口，官方说是三千万。现在，重庆也是一个正式的直辖市了，但它的成长过程，和上海的历史性，北京的完全政治化是不一样的。重庆是一个在中国社会背景中自然增长的一个城市，这一点来讲，它肯定是跟我的艺术有很重要的一个契合点。
张大力：重庆的盛名、文化、结构，或者是这种城市化过程中状况的产生肯定跟我的作品有挺大的关系（当然我的作品也有另外一面，比如说政治方面的东西）。我还是谈一下我关于“极端现实主义”的这个概念，用哲学的概念来讲，极端现实主义也没有那么悬乎，它就是一个本质主义，我创作很多年，我想把艺术拉回到最本质的方面，拉回到原点。我们可以有两条线索能看我这个艺术为什么能够这样产生：第一个线索，从最早我们中国的系统比如说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最后进入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个人认为都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因为“现实主义”在中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作为艺术来表现出来，因为极端现实主义并不是写实主义，而是精神跟物质怎么结合的一个东西，我们中国人很多年来一直是在做梦，是做一个“大国梦”，做一个“文化自豪梦”，如果我们真的静下来看我们的现实，实际上我们的现实是很残酷、很极端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是不去看它，不想看它，我们总看那个美好的一面；第二条线索，从精神上来说，中国的精神生活跟现实是完全游离状态，总是在概念上来走得更远，而不是真正的跟物质做一个很好的结合。这就是我想走另外一条路的原因。
俞可：我也在思考张大力的“极端现实主义”这个关键词所包含的内容。从观念层面上来讲，你的“极端现实主义”和过去不同的一点就是，过去的“现实主义”有一个明确的阶级划分，这种阶级划分在表达上是一种策略性的。由于有阶级的划分，就容易让艺术家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他永远做出的是正确的判断，把道德凌驾于艺术之上地掩饰自己，有些像宣传画、像口号，这是懒人的做法，其实这样的艺术在社会中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张大力的作品里面，消解了这些虚拟成份，在你的对象选择上，没有一个阶级上意识形态的严格划分，而是直接表达人性的一些本质上的东西。另外，我觉得现实主义还应该直接对应我们中国今天所面临精神苍白的危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人性的弱点是每个人都必须直接面对的。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和质疑显得非常必要，从观念层面上要赋予现实主义新的内容。所以你和早期的、通过文学而产生的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或者是玩世现实主义，以及后来的魔幻现实主义，形成了本质上的差。从你的作品中，我看到你不仅仅是划分简单的好与坏，而是想通过作品与公众一起来反省自己，重新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
张大力：我创作的时候始终上有一种东西在支撑着我，我不给作品太多的概念性和观念性。在我整个二十年的创作里边能够看出来，我是反观念，反概念主义的，因为现在的“观念”和“概念”是很害人的一个东西，很多艺术家都在缠绕观念艺术、概念艺术，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木头，非得给它说很多的概念在里边，有的时候会让观者或者是你自己干脆都不清楚它是怎么回事了，当然这个艺术现象在历史上是有的，从我个人来说，今天中国的艺术还要回到朴素的状态，回到基本的状态，如果我们连基本状态都没有搞清楚，开始附加那么多观念，实际上就是指鹿为马的一种东西，我个人认为是不健康的艺术。就个人来说我不希望这样，因为艺术品本身要让它回到本质状态，回到最原始、最朴素的状态。(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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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