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伟在研讨会上发言

汪建伟

当代不是在于与今天有关，当代是不入世，是不可共识

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原来我们所针对的位置上去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包括艺术家的身份，包括艺术跟公众的关系，我们真的相信当代艺术能在社会打开吗？

把艺术家和社会分成两个身份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问题

如果把艺术家和社会分成两个身份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问题，艺术家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身份，不用去转译或不用去借助他人这个社会身份来以此证明自己有社会性，既然这样的话，我们面对的是不是唯一的一个我们可以用一个抽象的词认定的一个公众，我认为公众本身这个词是虚构的。

“中国”这个概念至今对我来讲是一个“物”

在谈到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所有的专家都正确地使用自己的正确的知识，但是当谈到中国的时候，他们非常准确地使用了一种公共知识，以至于可以在放弃自己专业学术背景的逻辑上，然后产生一个关于中国的特殊经验，而且以此作为自己学术上的一种合法性。而这种学术合法性的依据不是来自于学科的根据，也不是来自学科的脉络，是来自于各种传闻，各种新闻报道，各种他们认为对他们的知识可以怀疑的那一部分知识，所形成的一个关于“中国”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认为“中国”这个概念至今对我来讲是一个“物”，你还没有出场就已经把这个“物”的概念给你确定了。”

政治上很正确的叫法，实际上是对艺术最大的蔑视

“建构”就是要面对困境拿出自己的心态

后殖民主义政治正确性的理论，在美术和当代艺术里找到了一个最合法的立场，就是说非西方国家的艺术也是当代艺术，也必须要给予他们以当代艺术的一个位置，也必须要跨越西方的这种主流，这听起来非常左派，而且这种左派给人感觉是一种在知识和政治上都很正确的，那就是尊重地区差异，尊重文化的区域性，也就是说尊重民族本身的延续性。这时，第一个问题消失了，就是时间。这种时间的消失，最终在今年或者是最近几年，我突然发觉是一个灾难，这个灾难就表现在你在任何一次出场，你的任何一次理论，讨论或者是讨论会，它就是说你必须以你的这个被确定的差异的位置上说话，就是你必须代表地区发言，也就是说你必须代表中国发言，而且“中国”这个概念早就已经被准备好了，所以说这个困境就产生了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语言和一个讨论范围：存不存在一个可以被称之为中国的当代艺术？这种政治上很正确的叫法，实际上是对艺术最大的蔑视，因为它永远不给你一个真正意义上当代艺术的位置，如果这个位置的缺席，我们怎么能谈当代性？怎么来决定艺术家的工作是跟当代性有关的？这两个困境构成我们现在作为艺术家来讲，一个整体的困境，困境导致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姿态来，这个姿态就是我理解的“建构”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