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培力

记者：你被称为“中国录像艺术之父”，为什么会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最早利用录像进行创作是在1988年，那时候电视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生活的标志，并逐渐形成了后来所说的电视文化。在我看来，电视文化代表了一种大众口味，是用来让人忘记时间的娱乐方式。一开始创作的动机可能就是想做一个恶作剧，而且正是跟时间有关系的：我想在一段时间里面，不用说娱乐，录像中可能连最基本的内容都没有，反反复复地只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镜子打碎后再粘起来，打碎，再粘起来……过程当中也完全不去考虑镜头语言，使之变得非常非常乏味，让人觉得这段时间很难熬。

记者：结果达成你的目的了吗？

我把它拿到“黄山会议”上放的时候，那些当代艺术界的专业人士们都看得非常不耐烦，三个小时的录像不断被要求快进，很多人认为就是没拍好。因此我觉得大家可能是对镜头语言有一种固有的认识，因为从电视上看到的影像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他们对实验影像这种语言感觉很陌生。

记者：后来创作的动机多是出于一种对固有意识形态的颠覆吗？

其实大众影像与实验影像之前的关系十分暧昧，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彼此影响。我觉得一味强调斗争性是一种过于自负的态度，所以2000年以后，我在创作中希望能够让大众多多少少读进去，不想有意形成距离感。

记者：为什么选择了影像作为主要的创作方式？

未知的东西打动我。我在影像技术方面一直不是高手，所以，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很多错误和偶然性，也会带来很多可能性，这是很有意思的。

记者：《阿凡达》之后有种说法，这部电影的高度冲击和讽刺了当代实验影像？

虽然《阿凡达》在技术上达到了一定高度，但是我并不觉得它在思想上能提供任何新鲜的东西。我认为好莱坞的东西是给傻瓜看的，它会给你设计好一个模式，最后永远是真理战胜邪恶，但是世界永远不会如此简单。《阿凡达》用了很多技术，但其实什么都没说，只是视觉刺激而已。艺术的首要目的是在讲述什么问题，炫技是没有意义的。实验类的作品也需要观众带着思考来看，艺术品在以前就是装饰，但在今天，艺术已经是跟观众进行对话的通道。

记者：你从事新媒体教学多年，这方面的储备力量如何？

我觉得中国实验艺术的整体状况都比较糟糕，僵化的教学模式延续了很久又难以改变，这也是我越来越觉得失望的地方。就算是艺术界，对这一媒介的深入认识也不多。影像最大的问题是很难带来收藏，很难形成利益链，所以就很难操作。在国外会有很多非盈利机构来连接艺术家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对没有商业色彩的艺术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做影像的艺术家都必须要去找钱。我觉得真的不能太物质了，物质主义的泛滥是很可怕的，虽然西方也有这些，但是学术界还是能够保持知识的独立性和尊严的，不过在中国没有，这是一个比较糟糕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