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办方、策展人的阐释和媒体的报道看出,当代艺术依然被限定在某种实体形态的艺术样式,并且是一种固态的模式和主张,因为当代艺术在这里表现出了“萌芽”和“成熟”,从三十年前萌芽到今天的成熟,似乎完成了当代艺术在中国的过程,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基本丧失了继续发展和前进的空间,接下来的只能是当代艺术的衰退与逐步消亡,或者像当代艺术院院士那样不厌其烦地自我复制并且进一步祛除艺术的精神价值观的当代指向。这种论调比栗宪庭先生关于张晓刚当代艺术的成熟并象征着中国当代艺术的成熟的观点更加危言耸听,因为它不仅把当代艺术当做某种固态的艺术模式甚至艺术风格,而且把当代艺术院院士的艺术成就当做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框架甚至代表,这种与事物生成与发展规律完全契合的艺术模式论和过程论,显然背离了当代艺术的根本属性。
只要对展出作品进行基本的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些作品很多都是个人形式、符号的重复,本质上并没有实现哪怕是个人的突破。而中国当代艺术很显然比这样的符号化的东西要丰富得多,尤其是在当代艺术独立性、批判性和前卫性等最重要的特征方面,甚至这一批作品根本排不上位置。说它们体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成熟,要么主观臆断,要么强暴中国当代艺术。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是批判性,试想,一种完全丧失了批判性的作品如何体现当代和前卫呢?仅仅依靠技术层面甚至仅仅依靠个人那点儿可怜的符号语言就可以体现当代艺术的批判性吗?这种观点不仅无法完成批判的职能,而且本身也处于一种模糊和不确定的状态,很显然,批判性必定是关于现实社会存在的批判,没有这样的批判,当代艺术的前卫性只能是一句空话。在“建构之维”的展览阐释中,丝毫不涉及或者故意回避了当代艺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价值,特别是在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变革中出现的种种尖锐矛盾以及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的大背景之下,当代艺术依然与体制合谋,置若罔闻,没有鲜明的姿态,更没有理性的关注与艺术的提问,继续把当代艺术价值引向不着边际的符号重复,是极其恶劣的。
反观中国当代艺术,并不完全像这次展览所体现的那样,有极少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艺术家肩负当代艺术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独立地观察中国当代社会矛盾与价值观缺陷,通过批判性的艺术作品不断地向社会发问和对现实丑恶或误区提出严肃鞭笞。像艾未未、徐唯辛以及高师兄弟等一批艺术家的作品,不仅具有强大的艺术震撼力,而且也具备了人类社会的普遍良知与社会正义,对当代社会进行着理性的拷问,要说国际影响,除了市场影响之外,应该是非常深远的。遗憾的是,这次被称为梳理三十年当代艺术价值的“邀请展”,以当代艺术院院士为主体,以遮蔽当代艺术本质为特征,以宣扬颓废没落的当代艺术价值观为标志,以社会公共资源为支撑,实践着强权话语和院士“自由”的创作状态。唯独当代艺术的批判性缺失。
第二,“建构之维”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代艺术的多元性
这次展览声称邀请过去三十多年来各个时期与不同艺术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参加,将全面地梳理、呈现中国当代艺术多元的创作格局与不同的艺术追求。老实说,这种宣传显然与展览作品甚至展览本身形成了“两张皮”,从参展艺术家看,冠之以“院士联展”更加准确,称为“文化部当代艺术文献展”更加贴切,从参展作品看,不仅不能体现“多元的创作格局与不同的艺术追求”,正好相反,这是一次人们早已熟悉的艺术明星的回顾展,如果有了架上绘画、雕塑、装置等形式就可以叫做多元的创作格局,那么,做到多元化的创作也就变得非常简单,如果20位参展艺术家不同艺术形式或者艺术语言即构成中国当代艺术的“不同的艺术追求”,那么,当代艺术早就实现了这个目标,更何况参展作品传达出来的艺术价值观和艺术精神不仅没有体现不同艺术追求,反而呈现出某些艺术追求的同一性,那就是在体制认同并能够接受的既定轨道上继续重复个人的艺术符号,除了罗中立和岳敏君的作品还体现了一定的视觉创新和变化,别的作品基本没有走出过去的样式,即便是这样的作品,也完全脱离了当代艺术的本来轨道,而在艺术的实体精神价值方面,所有参展作品几乎都放弃了当代艺术的社会责任与批判立场,如果中国当代艺术始终保持这样的“多元性”和“艺术追求”,那么中国当代艺术将回到中国传统的艺术存在状态,重新进入娱己娱人的所谓艺术境界,这与当代艺术的价值观相去甚远。
其实,建构之维非但没有体现创作的多元性,恰好从某种角度体现的是“一元性”,这就是去批判性甚至去实体观念。观众有目共睹的是,参展作品几乎同时保持了参展艺术家身份改变以前或者改变身份依据的艺术样式,选择了最为稳妥的符号重复,笑脸依旧花香常在,要说这批艺术家还稍微有一点儿忌讳,那便是赋予其平淡作品以某种似是而非的概念,企图掩盖其艺术价值观的猥琐。看得出来,这次展览可笑地把不同艺术家不同的艺术样式、艺术符号或语言当做了创作多元,把共同放弃当代艺术的批判性而一味强调技术和纯粹视觉感知当做艺术追求多样化,更为武断的是,把这种所谓当代艺术形态加到中国当代艺术头上,并推行这样的强权话语。
我们不否认院士们的艺术“成就”,不否定他们在追求当代艺术中国化方面所做的“艰苦探索”,但是,我们也不能让那一批以当代艺术院院士为主体的体制艺术代言人明目张胆地侮辱当代艺术的价值指向,不能用反对“政治挂帅”来取代当代艺术的去政治化,也不能继续让那样一批再无创造精神和创造动力的艺术明星承担中国当代艺术继续前进的重任,他们推出当代艺术进入御用行列是最好的结局。否则,将使不少真正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态度、具有社会建设价值和艺术启蒙功能的当代艺术被这样一种艺术状态淹没。如果当代艺术走上“建构之维”的轨道,那将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莫大悲哀,当然,中国当代艺术不可能因为这次展览的导向而走上这样的轨道。
第三,“建构之维”是否凸显了当代艺术所创造的新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
看来,本次展览的组织者和策展人的确注意到了当代艺术的价值问题,声称展览作品“凸显”了当代艺术创造的新的价值,虽然主办方并没有列举展览作品到底创造了哪些新的价值,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展览阐释和新闻宣传中发现主办方想表达的那些价值,即当代艺术格局的多元性和追求的多样性,既保持作品的独特性又能实现与公众的交流,正如当代艺术院院长罗中立所言:“希望中国当代艺术能走向大众,与公众交流”。通过这样一些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表达,我们很容易看出这次展览本来就没有把艺术的独立性、前卫性、先锋性、批判性、启蒙性等等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建构作为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参照加以阐述,而仅仅在形式层面和“多元性”维度内建构这次展览的基础。尽管作为中国人基本都能理解当代艺术院、中国美术馆表现出这样的姿态,但是,把当代艺术的价值局限在这样一种形式情景之中,毕竟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