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的“风险学术”——以罗杰-弗莱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为例
文/王南溟
一、风险学术与安全学术
克莱门特-格林伯格1939年的《前卫与庸俗》一文中所谈论的前卫与庸俗尽管是针对艺术的分类词语，但也可以作为批评领域的分类词语，当然这种分类到了我这里用“风险学术”和“安全学术”加以替换，这种批评类型的区分关系到批评家用何种态度来谈论艺术的价值，因为现代艺术史的开始（我们还是继续讨论现代艺术史，而不是前卫艺术史），从印象派到后印象派、野兽派，都是从被人们认为不具有艺术性开始的，这种例子太多了。克莱夫-贝尔在说他写《艺术》一书的动机时就说到，当时的雅克-埃米尔-布兰奇就嘲笑高更的画，说他在清洗画板的时候就能获得比高更的画更好的东西，克莱夫-贝尔的《艺术》是肯定后印象派的一本论战小册子，当然雅克-埃米尔-布兰奇的这种嘲笑方式，在格林伯格理论中就被反驳掉了，因为格林伯格的理论直接证明了清洗画板的那种色彩本身就是绘画，用格林伯格的话来说就是媒介的绘画，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对罗杰-弗莱和格林伯格表示崇敬之意，不是说他们的学说永不过时，其实他们的学术早就过时了，而是他们的学术经历可以告诉我们的是，要对不好的作品（其实的新的价值还没有被论证出来）寄以关注，从而在不好的作品中找到新的生长点，并尽可能地建立起新的系统。这样，批评家也被卷入到前卫与庸俗的情境中，庸俗批评总是拿着已有结论来证明自己判断的正确性，而前卫批评是用新的生长点推翻已有的判断。
我们已经知道，塞尚是艺术史中的“现代艺术之父”，波洛克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中“最伟大的艺术家”，而这两位艺术家与两位艺术评论家是密不可分的，一位是支持塞尚的评论家罗杰-弗莱，一位是支持波洛克的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就像塞尚和波洛克在挑战艺术史那样，由于罗杰-弗莱和格林伯格挑战了艺术批评史，而使他们成为现代艺术史中奠基式的批评家——从后印象派到抽象表现主义离不开这两个评论家当时在现场的批评实践。
《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是罗杰-弗莱支持后印象主义的一本重要的著作，这本被称为理解塞尚绘画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弗莱的形式主义理论的一个案例式研究成果，当然，在这个成果之前，罗杰-弗莱已经思考后印象主义的价值了，当1906年弗莱第一次见到塞尚的画时就认定了自己的评论对象，而后参与组织塞尚他们作品的展览，1910年到1912年，弗莱在伦敦的格拉夫顿画廊举办了两届法国现代绘画展，并以“后印象主义”来命名塞尚、凡高、高更等画家的作品，但这两次展览在英国媒体上引起了公众和批评家的极大反对，他们声称要将弗莱吊死，以免在英国受到这些艺术垃圾的坏影响，因为在当时，人们还没有接受这些艺术的准备，按照古典绘画标准，后印象主义当然是粗制滥造，不堪入目的，他们指责弗莱是在屠夫式地扼杀艺术，是骗子，由于这种反对，弗莱写了一系列反驳文章，并论证后印象派这种作品是有新的价值，是代表着艺术史的未来（这些文章由沈语冰翻译成了中文，收在《弗莱艺术批评文选》出版）。
格林伯格与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的来往更加密切，在1930年代抽象表现主义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格林伯格就找到了他的理论系统中的艺术家，他把自己的艺术关注范围锁定在欧洲抽象画如何在美国发展这样一条道路上，格林伯格在当时应该是一个让批评界和艺术界很头疼的人，因为他的批评既批判当时的美国本土现实主义作品，称那些著名画家只是美国的本土画家而不能在世界上代表美国的艺术家，又批判了康定斯基的抽象画，认为这不是他所提倡的抽象画，同时也指出了塞尚、毕加索等艺术家的局限性，总的来说，格林伯格所要求的美国绘画是能够越超欧洲的纽约绘画，格林伯格为此写了不少的评论文章谈论他认为的美国抽象，这些重要文章被他汇编在《艺术与文化》评论集中。
抽象表现主义是与格林伯格的理论一路过来的一种艺术方式，在1930年代后期的美国抽象艺术家群体的年展中，阿希尔-戈尔基，约翰-格拉汉姆、威廉-德库宁、汉斯-霍夫曼都是抽象艺术家协会的成员，当时格林伯格就和他们有接触，1938年和1939年，格林伯格参加了WPA开办的夜校，尽管戈尔基和德-库宁已经被认为是好的艺术家，但当时他们却只有私下里的声誉，而且是贫困的画家，当时的评论界正打赌说艺术将回归自然，而美国抽象艺术家协会想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一次秋季展的请求，也遭到拒绝，理由是这是一条死胡同，当时组织过“立体主义与抽象艺术”的纽约现代艺术馆的馆长阿尔弗兰德-巴尔就持这样的观点，当时美国还在迷信着巴黎画家，而美国的这些抽象画家都是不被看好的画家。但格林伯格却不同，当1940年代人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波洛克的时候，格林伯格就称其为伟大的画家，像是在波洛克身上下了赌注，在1943年11月，格林伯格为波洛克在佩吉-古根海姆的二十世纪画廊举办第一个画展写了评论，说波洛克是“我见过的由美国人画的最有力量的抽象作品”，1947年说波洛克为“当代美国最有威力的画家，唯一一个可以成为重要画家的人物”，以至于1949年8月8日，《生活》杂志刊登一篇谈波洛克的文章，还在冷笑格林伯格，说有一个“可怕的有学问的纽约批评家”声称波洛克是“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画家”，当然这也不奇怪，在这之前就有主流批评界，比如《纽约时报》批评家约翰-卡纳德就说“严格来说，抽象艺术的作品无法被归类为艺术”。但是这些史料现在都能用来证明格林伯格批评的前沿性，到了1950年代，随着抽象表现主义的胜利，波洛克成为了抽象表现主义的一个标志，世界艺术中心也由巴黎转到了纽约。而格林伯格也在这样的争论现场中形成了自己的批评系统，以至于有这样一种说法，弗莱开始了现代艺术批评，到了格林伯格那里，这种批评被发展而为现代艺术的法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