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抽象艺术这种图像的发展对于现在存在的写实图像的泛滥和符号化有何意义，您是怎么看待的？
鲍栋：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抽象”这个词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意义上被使用的？没有这个问题就很难去讨论后面的问题。如果把抽象和具象对立起来，抽象就是一种非具象的艺术，这样我们就可以讨论具象绘画和非具象绘画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不在于它们是不是符号，实际上非具象也可以是符号，很多符号都是非具象的，比如说梵高的笔触已经成为梵高的符号了，卡拉瓦乔强烈的光影对比也已经成了他的符号，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抽象与具象没有区别。当然从中国的语境来讲，由于在我们的文化现实中，我们的视觉素养不够，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有意地去推崇非具象的绘画，强调我们对视觉因素，视觉语言本身的感受能力，这是必要的。
记者：那么造成现在视觉因素缺失的原因有哪些呢？
鲍栋：最根本的还是我们对艺术的理解，我们的艺术观出了问题。因为中国的艺术是从现实主义的艺术观当中走出来的。图像往往需要反映社会，这导致我们经常会越过艺术的能指层面直接去讨论所指的意义。比如说：画一个天安门，一个光头，我们不讨论天安门和光头作为绘画的意义，而是直接讨论它的社会意义、历史意义、政治意义，至于画面带来的感受大家都不关心，只关心题材。这样的话，大家对艺术的感受力就弱了。就像听音乐，我们听的是音乐本身，就像你听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你听到了命运了吗？实际上就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就是第五号作品。我们看到历史上的抽象艺术运动也是这样的，艺术家拒绝给自己的作品加上一个象征性、文学性的题目，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蒙德里安的艺术作品。
记者：抽象在现在被提出来，被美术史家和艺术家推上一个平台，您觉得它背后的社会原因是什么样的？
鲍栋：实际上很多人一直在讨论抽象，但突然这个话题这么火爆，我想还是因为奥利瓦，奥利瓦的参与带动了艺术家、媒体、公众的目光。据我的了解，中国当代的抽象艺术——不过我更愿意用“非具象”这个词——一直在不间断地发展当中，也有相关的批评家和研究者在研究讨论。但是话题一直不热。因为他没有话题性，而媒体要话题性，价格的话题性，作品中的社会话题性等等。抽象恰恰是排除了这种表面的题材性的，所以媒体怎么去关注呢？特别是大众媒体，没有办法关注，只能关注一下艺术家的逸闻趣事。
但是，对于大众传播来讲，我倒是希望能够热的，大家对抽象绘画，对非具象的作品没有什么排斥心理，没有说看不懂，说这张画不好或者说看不懂，实际上看不懂，本来就不是懂的问题，懂是阅读，看是观看，根本不是一回事，没有人说音乐听不懂，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音乐不是给你讲故事的，你看到绘画看不懂，人们就会觉得这个好像是在瞎搞。
记者：接着这个问题，现在因为这种热，带动起来很多投机的现象，您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批评家，在这种情况下有怎样的看法？
鲍栋：什么叫投机呢？我觉得投机的，大家都能看出来。投机的概念，就是假设两个东西，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标准的东西，有人模仿这个标准，模仿得很像，既然模仿得很像，就不叫投机了。但我恰恰觉得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你指的是有些人在画写实，画具象，看到抽象火了，就开始改画抽象，你说的是这个层面？如果他做出来，大家不知道他投机，他就做到了。比如一个青年人仰慕蒙德里安，从他的画上获得了启示，最后他画出来了，当然不可能一模一样了，有他自己的一套风格了，这叫投机吗？不能叫投机，投机只不过是一个对艺术一无所知的人，看到蒙德里安很好，他觉得我要学他，我能够获得一样的名声、地位、金钱。然后我就学，没有自己的办法，蒙蔽了一大批人，但那是那一大批人的问题。把各种现象归纳为道德问题，是一点意思都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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