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现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新抽象或者是叫非具象与西方典型的抽象绘画有所不同,在王林先生那叫 “中国经验”,高名潞先生叫做“意派”,何桂彦先生叫“后抽象”,在您看来三者有怎样不同的属性?
鲍栋:首先你说的那三个概念都有不同的,王林先生的“中国经验”实际上不是一种风格,也不是一个实体,他更多的是一种开放的建构,他的这种开放的建构是针对现在官方的主流的那种伪中国文化,完全是出于政治策略的这种表层的中国身份和中国符号,他是想建构一种不同于这种概念化的,而是真正和中国现场有关系的东西。
高洺潞先生的“意派”严格来说也不是一种风格,也不是一种地域性的理论,他不强调中国性、民族性或者是东方性,他希望这个理论是世界的,这是他的“意派”理论的雄心,他要获得一种普遍性。
“后抽象”这个词,我不太清楚老何指的是什么,但是王南溟的“后抽象”更多指的是作为某一种行为,或者是某种事物的物质痕迹,而不是一种美学,一种风格,也不是一种所谓边界很明确的艺术观念,他的“后抽象”更多的是把抽象形式放到社会语境中去看。比如说他做了一个作品《太湖的蓝藻》蓝藻染过的布看起来像一幅画,但他不是为了作为绘画而创作的,作品只不过是因为有很多蓝藻污染的证明而成立的,我们又拿审美的眼光来看它,这是错位的,也是一个悖论,作品是拒绝审美的,但是我们又拿审美看它。实际上抽象放在这种不同的理论思路中都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确定的中国性,谈论抽象或者是谈论非具象,一旦放到一个封闭的文化身份意识上就没有办法讨论了。
记者:八十年代到现在的一些艺术家,总是觉得西方的那一套艺术理论早已经不能再阐述现在的抽象艺术形式了,您觉得现在中国应该怎样去建构新的理论才能阐述这些新的抽象或非具象艺术?
鲍栋:首先抽象这个词就是西方的,非具象也是西方的词,为什么非得要中国化呢?这个问题是假的,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或者就是出于艺术家的自卑,总觉得好像中国就要差一等,那么为什么把英语学好呢?为什么要穿西装呢?这些都是出于一种非常不理性的状态在讨论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存在。
我觉得现在要去严肃地面对中国当下的一些艺术家创作中的因素,看起来像抽象艺术家,首先要抛去抽象这个概念,因为抽象这个概念是针对具象而成立的,抽象和具象,这两个词在这个结构上成立了,因为任何一个概念都是有一对结构的。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不是这样的,因为抽象,从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开始都是在形式主义演进的逻辑中纯化形式,表现为去除图像的文学性,再现性,甚至音乐功能,但是中国没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别人已经完成了,你拿过来用就可以了,当然前提是你得明白别人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就像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别人拿过去用,改良一下就可以了,干嘛非要重新再做一次实验。真正面对中国正在做的这些看起来像抽象,像非具象的艺术家,还得开放,把概念都放弃,开放地面对他们的经验,面对他们在做什么。
记者:他们可能不能称之为抽象,也不能称之为非具象,那么我们我们怎么称呼这种新的绘画形式。
鲍栋:甚至可以不叫做绘画,因为当代艺术本身就是在不断地拆除概念,拆除连接,拆除这种属于我们的思维惯性等等。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王光乐的作品《水磨石》是不是抽象作品?可能看起来是抽象的,实际上他就是老老实实地去临摹一张水磨石,甚至他有的作品完全就是用颜料做成的水磨石,这也是抽象的吗?因此我觉得抽象这个概念就是一个陷阱,我们不是反对符号化、标签化吗?现在“抽象”也差不多成了那种招牌了。
记者:您觉得中国的世界观和西方的世界观在这种抽象的语言环境中会产生这种分歧吗?在创作的过程之中,因为不同文化的影响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吗?
鲍栋:你说的是所谓文化背景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按照西方的文化逻辑来讲,抽象强调的是绝对性,这种绝对性不是取决于它不是为了建立一种风格,或像中国人理解的那种“用笔”,不是这种美学的维度,它背后更多的是一种要把他分化成他的如其所是的那个状态,绘画就是绘画,形式就是形式,颜料就是颜料,这样建立了一种这样的所谓操作纯化方向,背后也有基督教的绝对意识,特别是像罗斯科就比较典型。
实际上“东方”这个概念本身就不是有主体性的词,西方所指东方,最早是说的近东,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地区,现在东亚变成远东。而在中国的古代,西方指的是西域、印度,后来西方才指的是欧洲、美国,它在一个结构里,所以说古今东西方概念不是恒定不变的,没有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抽象艺术,如果说有什么贡献的话,恰恰就是抛除了二元对立的概念,这个东西就是它自己,不是什么精神和内容,就是它自己,首先把它看成一幅画就是一个平面。如果一旦把一张画看成是一种精神的表现,就有问题了,或者拿一张画去指示某个事物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我们必须首先肯定它就是一张画,然后再来考虑后面的问题,一张画作为一个物质层面的存在,首先要能够生产出如其所是的那种感觉这才行,包括了色彩、笔触、肌理,等等,一旦精神化就非常空洞了。
【编辑:李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