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如何看待现在的抽象在这种环境里边所起的作用？

杨：我们都知道抽象艺术强调的是本体独立。它在西方是经历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又到现代主义这几个跨度。现代主义所追求的人格特征，也是强调独立、自由等这些概念。抽象艺术摆脱原来对宗教、对文学的附庸以后，恰好呈现了这样一种自我独立的人文追求。

我们知道西方中世纪的艺术是附庸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基本上是附庸于文学。但是到了抽象艺术以后却不一样了，它就跟音乐一样，已经完全独立出来，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审美符号与精神象征。而中国的现代艺术运动，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本体的独立运动。我们其实不是在追求艺术，而是在追求“思想解放”。这是近三十年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核心价值。问题在于这个价值的落脚点，是落在特定的语境下。比如现在流行的政治波普，如果离开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语境，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当代艺术还没有经过一场独立的运动，而是一直在依附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与思想运动。所以，抽象艺术对于中国还有着某种现代主义的启蒙意义。

记者：那抽象艺术中追求的自由与禅宗的自由是不是会有一个交叉点或互补的状态？

杨：当然有，因为纯粹的自由是不能谈的，纯粹的自由就是无边的泛滥。抽象艺术之所以被定义为“象”，是因为还没有完全被“抽”掉，否则我们就不用搞艺术了。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图式呢？就是因为这个图式是一个边界。禅宗也需要语言，需要有一个介入的语境，如果没有这个语境，没有语言，就不存在驳斥，也就没有什么禅宗。禅宗虽然是要摆脱逻辑本身，但是仍然需要有一个逻辑的基础，只不过是因为逻辑有困境，有水到穷尽处的时候。所以，禅宗才要坐看云起时，要摆脱所谓“三界”的束缚，向无限的未来敞开。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中国社会土壤适合中国的抽象艺术发展吗？

杨：应该是适合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九十年代以来到今天的艺术，基本上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作文章。问题在于意识形态的变化，当固有的意识形态放下门槛，向江湖敞开的时候，一切都变得乏力，变得不知所惜了。像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进的进博物馆，进的进研究院，这本身就违背了一开始的初衷。从“89”背过身去，到今天回过头来，二十年一循环，实际上并没有给未来的艺术史和思想史提供任何营养，只不过是传统的思维方式，即所谓皇帝老儿轮流做的故伎重演而已。“五四”希望颠覆这种思想，没有弄成。一百年后还是这样，可见这种思维的惯性，也可见这一百年反来反去根本就没反到点上。所以，还是需要有一种超越的思想，不见得是抽象，但它一定是涉及到本体建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超越过去的历史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艺术在中国应该是具备发展条件的。

记者：您是怎么看待它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它在西方会给世界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营养呢？

杨：当然，首先是因为它针对中国问题有一种超越。只有这样的超越，它才具有普世价值。其实，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是没有普遍性的，只不过是一种地域化的反抗文化，你要是将他们拿到别的国家就不能形成互文关系。但是，抽象艺术却不一样，它是人类对精神领域探索的一种共同趋向。如果我们在这种趋向中，把自己传统的人文资源调动起来，便既有了民族性，也有了世界性。更重要的是，它会提供一种创造性转换的思想典范，为所有文明古国的再次崛起提供精神营养。

【编辑：李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