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对，就是看着，国外穿衣服比脱衣服慢，这是我发现的一个规律，有的女孩子上去刮刮两下子就脱光了，拍完以后，穿衣服很难，很麻烦，最后干脆把衣服拿走在旁边去穿，后来我看那个录像，呵呵。

记者：您在作行为时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或者哪些是您后来看到的？

马：其实是开放的，因为我做一个小广告，它就可以自由的跟《芬．马六明》合影。但是大的，像刚开始那种可能就是有一些偶发性的，比方说突然的一个观众，突然一个观众把我抱起来了，然后合影，当时是没有想到的，但是我还是很冷静地把那张照片拍下来了，早期都是我清醒，我分两个部分合影，我清醒的状态，就是我按快门，一种是遥控器和一种线的，就是不同的，然后每次相机是组织方提供给我的，所以每次质量都是不一样，我不是特别强调照片的质量，我只是想听快门的声音，所以一按就是啪啪那种声音。在现场，它有一种啪啪地那种感觉，后来那个做了很多次以后，在不同的国家，我就开始吃安眠药在现场睡着，就是观众自己按那个自拍的快门过来跟我合影，我就全部不管现场，因为我就睡着了，吃安眠药，所以这个是做了一个系列，包括是合影，还有不是合影的，就是做了一些变体的。好像现场有一只活的兔子，兔子在这吃草，吃胡萝，在那跟观众玩。观众可能会很期待我会有什么行动，其实没有，就是一个睡着的概念，就是把一种现场意识拿掉，就是一个物质的身体在那，这是因为我做了很多的行为了以后的我产生了一种思考，就是关于行为这个概念的一种拓展，做艺术就是要拓展它的这个概念。做到这一步我觉得做不下去了，已经到了一个没法再超越的一种程度，我就把它停下来，我不要再去破坏它了，所以这个十年，这个行为艺术，就是我青春期的一个东西，我就把它留下来，就不去破坏它。因为这个也可以联系到东方文化的，其实走到最后它会有一点无为啊，行动就是行动，反正就是这种思辨的东西在里面。

记者：最后一个行为是在？

马：最后一个现场行为是03年，在日本福冈美术馆。我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吃安眠药睡着的，然后就放在那拍，反正什么时候睡醒无所谓，拍摄的作品真的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那个脸就歪歪歪剩了一个角，这些作品我取名叫《某天》，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感觉到身体的变化，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前在拍《芬.马六明》的时候，年轻怎么拍都好看，怎么拍都很好，到2000年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开始胖了，就开始有一点小肚子了。其实进入那种无意识的状态是在放松自己，就是感受到身体的这种不可抗拒性，人都会衰老，那段时间是考虑了这些东西，最后一次做的现场行为，后来我就想不做了。

印象最深的几次展览经历

记者：您参加那么多国际大展，有没有印象最深的一次？

 
马：97年的一次展览，我印象特别深，是在日本那个世田谷美术馆。当时那个策展人知道我96年参加过日本国际行为艺术节，就看到我的作品了，然后他就来找我，他是日本很牛的一个策展人长谷川佑子。她现在是东京现代美术馆的主策展人，相当于一个主任，主管所有底下的策展人，她策过日本馆在威尼斯双联展，策展过伊斯坦布尔双联展，还是总策划人。她来找我的时候，给我看了艺术家名单，国际的，像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那个时候都是国际上最火的那帮人，美国的，欧洲的，全部都有。然后找我谈，说给你一个空间，就希望你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在那个展览里面我就感觉到一种专业的布展，就专业的策展人，感觉到那种工作班子里的专业，因为以前没有这种经历。

记者：分工特别明确吗？

马：非常明确，你提的什么要求，他尽量去满足你，比方说在日本，日本是有法律规定的，就是说不能直接暴露出生殖器的，这是有法律规定的，就是你可以稍微遮挡一下的都可以。所以在日本吧，你如果去看他们的黄色的电影院，他们是公开的，但是他们那个地方就一定是遮挡住的，就是这样规定的。因为我是要做行为，要祼体的，他们想了很多办法，顺利完成了我所需要做的行为。

记者：是不是因为您是海外艺术家，您不是本土人？

马：对，可能跟那个有一点关系。那个展览她在布展上啊，比方说有的艺术家作品就两个作品，一个大的空间，那个角放一个，这个角放一个，我说这太浪费了，但他们的概念就是这样的，就是宁愿让那个作品展出来的效果好，不在乎空间的浪费，所以我就觉得他对这种现场布展很专业.像国内的这些大的展览，我觉得布展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一个策划人他有时候他对家、对作品的了解，是通过他去布展来达到一个升华，我觉得这是好的策划人，有的策划人他兼有一个批评家的角色，其实他不是纯批评家.策展人是什么？他是在和艺术家的作品与观众的沟通的这个环节上是策展要做的，他一看你的作品就马上意识到要怎么展。他见识很广，每碰到一个作品他马上会有一个方式来展它，有他的想法，这就是很独特的，我觉得不同的策展人他应该有不同的展出方式，这是他自己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