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篇:佩斯50年 2010-09-18 10:11:03 来源:99艺术网专稿 作者:何桂彦 点击:
伴随着数字与网络技术的发展,图像的生产与消费、传播与接受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视觉与观看经验,也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现实的关系。与此同时,图像经验逐渐成为当代人日常生活经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然,就绘画与图像的关系,尤其是图像时代对架上绘画的影响来说,无疑是十分深远的。

 

和韦嘉的作品一样,罗丹的绘画也有着强烈的青春体验,只不过从图像上看,这种情绪更直观,更强烈。《摇滚青年》系列是罗丹的代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年轻人的图像明显带有这个时代的文化印痕——一种“新新人类”的外形特征:古怪的发型、后波普风格的服饰、怪诞的饰品……当这些形象被画家用平面化、波普化的手法呈现出来时,强烈的视觉张力溢出了画面。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并没有将全部的精力放在对人物个性特征的表现上,而是着重表达摇滚青年们那种近似于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

 

罗丹的作品没有以记录的方法来表现都市里的生活,但“摇滚青年”的背后却有着某种隐喻性,带着艺术家强烈的青春印记。尽管他们只是当代都市青年中一个很少的群体,但在精神层面上这个群体却具有这个时代的共性:追求肉身的放纵与话语的狂欢,陶醉于短暂的享乐而放弃精神上的反叛。于是,在罗丹笔下,“唱摇滚”不仅仅是当代青年人的一种娱乐方式或消遣方式了,摇滚青年们那种痛快的宣泄,以及拒绝崇高背后的现实苦闷等都表征着当代青年人个体存在的复杂情绪,因此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中,罗丹的作品有着独特的社会学意义。

 

从图像来源与发展轨迹上看,虽然熊宇、李继开、熊莉钧、朱海、文川的早期作品都接纳了卡通与大众文化的因素,但在那些风格化的图像背后,艺术家言说的仍然是图像与个人记忆、图像与时代文化的关系。90年代中后期,熊宇就尝试着将卡通语言融入自己的作品。在熊宇笔下,卡通化的语言显得纯粹而熟练、华丽而高贵,更重要的是和那些“泛卡通式”的绘画相比,熊宇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形象的表面,而是触及到卡通背后的文化问题。对于他而言,卡通风格只是作品外在的语言特征,更重要的是作品背后潜藏着他对卡通文化和自我青春内化的敏感。

 

在熊宇的作品中,我们会看到许多卡通化的青年形象,他们有着迷人的大眼睛、硕大的脑袋、纤细的四肢、孱弱的身体。尽管他(她)们都是一些卡通化的人物,但熊宇并没有刻意拉大这些人物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换句话说,我们都能在他们的身上发现当代青年人存在的影子。但是,这些形象也并不完全是现实的,它们更像是一种另类的存在。这种“另类”首先体现在熊宇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熊宇的作品中,他(她)们大多穿着炫目、冷酷的衣服,例如,反复出现的黑色的塑料衣,以此强调“新新人类”的扮酷感。其次,熊宇将他(她)们置身于丛林、山谷、池塘、大海等场景中,让人物与超现实的环境发生直接的关系,这些“另类”的形象悄无生息地传递出一种独特的青春情绪,而这种情绪只属于那个生活在卡通文化中的青年群体。一方面,他(她)们迷恋卡通文化的时尚、新奇,沉醉于“新新人类”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中;另一方面,他(她)们又无法疏离卡通文化或流行文化所具有的异化特质,于是忧郁、困惑、迷茫成为了他(她)们共同的情绪特征。熊宇并没有刻意去表现属于自我的青春内化的印痕,而是将它们隐藏在一种诗意、幻化的超现实氛围中。

 

和熊宇一样,李继开也是一位善于利用图像来表现自我内心体验的艺术家。早在1999年时,他就力图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图像表达方式,那时的风格介于涂鸦与表现主义之间。为了加强作品的观念性,李继开尝试将一些日常化的符号与儿童式的面孔并置起来。直到2002年《幸福的旁边》系列出现后,李继开才真正确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此时,由于有一种更为个人化的视觉,所以作品在情绪表达上具有了明确的针对性。2003年的《白日梦》系列标志着李继开的创作走向成熟。李继开仍然沿着先前的创作思路,只不过走得更坚定,且信心十足。此时的画面仍以图像的并置和符号化的表达为主,但却多了一份超现实的意味,例如,长着犄角的男孩、经过夸张处理的各种动物形象等等。同时,在语言上变得更为简洁、概括,卡通化的痕迹仍然十分明显。在后来的作品中,李继开更加地重视图像背后的情绪表达。在他的笔下,人物大多目光呆滞、姿态僵硬,原本属于年轻人的那种充满活力与生命力的东西荡然无存。同时,画面的情绪在迷茫与失落、焦虑与虚无的状态中,最终与超现实的叙事结构纠缠在一起。

 

熊莉钧的作品将波普化的图像呈现与流行文化的视觉元素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个性鲜明的风格。然而,从作品意义呈现上看,图像则起到了意义索引的作用。在她的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年轻人,他们充满热情,活力四射。作为镜像化的存在,艺术家对青春主题的敏感,不仅是自身青春体验的外化,也是对“卡通一代”或“新新人类”生存经验的关切。事实上,以20世纪80年代初的“伤痕”美术为标志,艺术家对青春主题的表达就具有了“合法性”。随后,中国美术界出现了一批“知青题材”的作品,而此时的“青春”在内涵与外延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衍生,融入到历史、社会、文化的语境中。从“伤痕”到90年代初的“新生代”,再到90年代中后期卡通浪潮的出现,关于“青春”的诉说始终是中国当代艺术中一个重要的艺术现象。不过,在熊莉钧的作品中,我们既读不到“伤痕”的凝重与苦涩,也感受不到“新生代”的虚无与孤独,相反,画面呈现出一种与“青春残酷”相对应的情绪——青春洒脱而富有魅力,娇艳而充满激情。与此同时,当艺术家用鲜明、饱满,甚至一些高纯度的色彩来处理这些图像时,视觉张力的强化又进一步渲染了作品弥散出的生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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