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我们之间的分歧，不是什么艺术节作品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两种路线之争：第一条路线是——在不放弃原则的基础下，用开放的心态来跟政府合作，第二条路线是——固执地认为一跟政府合作就是投降，就是招安，就是放弃独立的操守，知识分子的原则。

很明确地，我认为第一条路线更为务实，更有建设性。

你说“艺术界通过自身多年的奋斗和积累为自己创造一个相对自由和有集体抵抗能力的乌托邦，但从2004年后一开始就走偏了，现在的样子其实也并不是栗老师真心希望看到的，从开始就没有形成合力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文化资源被低估贱用，甚至艺术家的本钱积蓄都变成了村镇两级政府掌权人借以羽翼丰满掌控全局的过桥资本，栗老师太善良了，太绥靖主义了，对很多问题并没有看透，他不善于在这种权利利益以及政治混战中游刃有余保护自己也保护以他马首是瞻的艺术家们，本来如果艺术家们真正团结起来借助外部资本和资源完全可以以绝对的力量对比不受制于经济和政治资本还没积累起来的地方势力，”我觉得你严重高估了这个“乌托邦”的组织性。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乌托邦，我也很怀疑里面成员的革命意志。你的这段话基本上是一个一相情愿的虚构，所以导致你有“失败”感。本来就没有这个乌托邦，哪来“被瓦解”这个桥段？

你还提醒我“你有没有反思和怀疑过自己今天对于所谓产业化热衷和对于希望各种主流媒体接纳赞扬的状态早已不知不觉的越过了知识分子该警惕的那条界线，或者你本来内心就不曾有过这样的抵抗。”我心里并没有这样一个抽象的“界线”，我能感受到的就是在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我的创造力，以及我负责策展的艺术家的创造力有没有得到释放！都是很具体的工作。1996年，一个老师在课堂上阻止我在素描课上探索新的画法，我就写了万言信给院长告状，后来我得逞了。

1999年，我要在毕业展上做装置，系里老师阻止我，我上诉，又成功了。

毕业后，西安美院不让我在学校里做行为艺术，我就不断地在校外打游击做行为艺术，一直作到纺织城艺术区的诞生。

今天，我来到宋庄，我觉得最大的敌人不是政府，因为政府很想利用艺术来推动经济。我发现最大的敌人，是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这种思维结构尤其误导了一些“行为艺术家”，成了专业的“裸体/警察”照片制造者，“裸体/被抓”桥段的批发商，“被抓/跟老外告状”这种傻瓜机版本的低水平的撒娇的无限重复。

所以，我希望大家跨界，如果我们这种自恋，手淫式的对抗，不能自己治好，只能由跨界造成的“人种”增加的方式来形成强制性对流。

我觉得事情都是很具体的。规划和野生，规划和自由之间的博弈是通过一个一个具体事情来解决的，然后再通过把片段的，零碎的成就串联成为系统的全面的改良。这就是我的工作方法。

附：跟粱克刚对话的最新观点

梁克刚：我并不在意被“托儿”或口舌之辩的胜败，我关心的是真相和真见识！本来宋庄有机会真正发展出一种有价值有特色和有活力的模式，艺术界通过自身多年的奋斗和积累为自己创造一个相对自由和有集体抵抗能力的乌托邦，但从2004年后一开始就走偏了，现在的样子其实也并不是栗老师真心希望看到的，从开始就没有形成合力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文化资源被低估贱用，甚至艺术家的本钱积蓄都变成了村镇两级政府掌权人借以羽翼丰满掌控全局的过桥资本，栗老师太善良了，太绥靖主义了，对很多问题并没有看透，他不善于在这种权利利益以及政治混战中游刃有余保护自己也保护以他马首是瞻的艺术家们，本来如果艺术家们真正团结起来借助外部资本和资源完全可以以绝对的力量对比不受制于经济和政治资本还没积累起来的地方势力，可以说是艺术家们养大了他们的新主子，以后的发展方向已经跟艺术理想本身无关了，最后一个虚拟的市场幻觉和可能实现的蝇头小利成为大家放弃独立精神委曲求全的赏赐，宋庄的艺术家们未来除了靠所谓蜂拥而来的买画人潮和看起来很美的发展愿景安慰自己以外也没什么真正可做的了。因为你付出了心血，尽力维护自己所做的一切我很容易理解，我并不质疑你的真诚，但在表面的热闹和繁荣里面其实有很多大是大非的问题在你不了解原初的真相内幕情况下是无法形成正确的判断的。你有没有反思和怀疑过自己今天对于所谓产业化热衷和对于希望各种主流媒体接纳赞扬的状态早已不知不觉的越过了知识分子该警惕的那条界线，或者你本来内心就不曾有过这样的抵抗。近几年常有艺术界的朋友说，我们不能老破坏老反对了，我们该建设了，我对此十分质疑，你有没有想过三十年来我们真正破坏掉了什么吗？我们在还没有赢得对意识形态压制的战役时就又遭遇了经济与资本的主力军，我们其实从来没赢过什么！
 

【编辑：山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