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生活在西方的中国艺术家也敏感到水墨、宣纸作为一种媒介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当这些艺术家试图与国际主流艺术对话时，深感自身文化背景和文化身份的不可忽视。而宣纸、水墨这些渗透着深厚民族文化内涵的媒介，正可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化识别符号，为他们的艺术平添一种本土化色彩。如果说这些艺术家采用西方的呈述方式是出于文化语境的需要和对话的方便，那么，采用富有民族文化内涵的媒介则是出于文化身份的需要。有些人把这种现象看作是后殖民主义的例证或西方主流艺术的副本，其实是一种片面而浅表的观察。因为任何文化表层(形态)的趋同并不能消除文化深层的异质。后殖民主义的肆虐所导致的更不是“文化归顺”而是“文化反弹”。只是这种“反弹”的有效方式不是“对抗”而是“兼容”，在兼容中显示自己的文化气度和文化尊严。

“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事实，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说：“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文化实践也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它们是一种互动的关系”。(2)在当代，没有能够孤立于全球化以外的文化实践。全球化过程不仅会改变文化本身，也会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如果我们不想攀附在西方强势文化的骥尾，又不打算与全球化风潮取对抗的姿态，那么，我们就既需要对异质文化的“兼容”，又必须坚守自己的文化身份，在我们自身的文化背景中建立精神支点。而水墨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文化资源，正可以使中国艺术家在国际文化环境中获得一种身份感和“家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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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参见南方朔：《从文化结构观察台湾艺评的文化关怀》(台湾艺评档案1990—1996，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1997)。

(2)转引自：王逢振主编：《全球化症侯》第2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编辑：张桂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