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托从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看到了后现代艺术的端谜，那就是在几乎等同于现实生活中超市里的布里洛盒子的复制品中，他看到了一种艺术意义的消失，同时又是一种新的艺术概念的产生。艺术已从它 的以往的审美形式中剥离出来，成为自由存在的在场，即意义，或者是一个问题的假设或者提示。于是布里洛盒子成为“坏艺术”的典范，在这里我想讨论和沃霍尔同时代的另一个“坏艺术”范例，日本女艺术家草间弥生，她在日本与荒木经惟一起被称为“坏品位”的代表。草间弥生曾与沃霍尔一同做过展览，她曾声称沃霍尔也受到她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对复制的运用。但是我在看到他们艺术的相似性的同时，更多的是看到一种相异性：沃霍尔的对商品的复制使作品指向外在的消费社会，而草间弥生的对幻觉图式的复制则指向人内在的精神世界。这也是我一直主张的艺术创作的两个方向，一个指向我们的生活世界，一个指向我们的精神空间。所以就有了两类艺术家—-一类是向外打开的，一类是向内伸展的。当这种打开与伸展触及到一种本质时，作品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因为当一种隐藏起的东西重新显现的时候，它总会让世俗的人们感到惊异。

后现代艺术的主要方式就是复制，拼帖与挪用。草间弥生复制和繁殖着她的圆点，直到圆点成为草间弥生，成为一个名字的符号图标。复制表面上看是对独创性的独一无二性的否弃，但对一种特殊符号的复制本身恰恰是在加强一种独特性，而我们所认为的大众文化或者是商品的东西其实对于已有的艺术史来说是特殊的东西，因为他们在已有的艺术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我们所见到的艺术的大众化倾向其实是把艺术引向更加个性化的独特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