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第一个10年已经过去。我们亲历了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和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宏大的历史时刻，我们也体验到中国文化在痛楚中蜕变，在去伪中求真，在实验和对实验的冷漠中生长，在自大和自卑间不得安宁，从凌空蹈虚渐渐落回地面，前所未有地与现实拥抱。80年代那种对于西方的顶礼膜拜已经成为过去，尽管我们仍未摆脱“影响的焦虑”这个毒咒，但是新格局新气象正在慢慢形成，那些有勇气直面我们的困境的艺术家，那些有智慧将我们的困境转化为能量的艺术家，正在以他们对这个时代的深刻体验影响着我们，正在以他们的思考启发着我们，正在以他们的作品开拓着本土和国际的市场。毫无疑问，他们已经成为上升中的中国国力的一部分。
谷文达早在80年代就是本土最耀眼的艺术家，与徐冰、黄永砯、蔡国强并称“中国实验艺术四大金刚”，但是他在国外的发展远非一帆风顺。1987年赴美，1989年，因为在首次个展《俄狄浦斯再发现》中以世界各地六十多位女性的卫生巾和止血棉条为材料，冒犯了美国社会。这以后他的事业停顿多年，直到1999年，经过了漫长的争议和误读，他才被美国接受，荣登权威杂志《美国艺术》封面。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个艺术家强势还是弱势，他是一个区域性艺术家还是一个国际性艺术家，根本取决于他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而“中国当代艺术在短短几年里纷纷扬扬的‘成功’，是因为我们经济的起步与高速发展被人关注”。他坚信，“中国经济越强大，中国元素越会慢慢从区域走向全球。中国元素会变成亚洲元素，最后变成世界元素”。
入选《南方人物周刊》2010艺术家权力榜的中国艺术家，多半带有实验色彩。二十多年前，“实验”意味着“小众”，意味着无市场，无票房，自生自灭。今天，我们幸运地看到，一直扣着先锋这顶光荣而孤独的帽子的孟京辉，已经成为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戏剧导演，甚至受到孩子们的热爱。他自信地宣称，到他100岁的时候，他会有800万观众。这样的奇迹绝非孤例。
也有不那么一样的例子，比如窦唯。与拥有众多粉丝的“黑豹”时期相比，今天的窦唯冷清了很多，但是伟大的艺术很可能就是在这样将媒体和大众摒除在视野之外，全力从事创造的艺术家手中诞生的。窦唯对于真的近似信仰的追求，窦唯纷繁的表达，向我们显示了，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个最沉静的人，可以释放出多么巨大的人格与精神的力量。
我们不要认为艺术家的事业只是限定在与社会绝缘的画室、录音室、美术馆、音乐厅、小剧场这类专业场所或私密空间里，只是艺术家之间的名与利的竞逐。如果我们耐心地看，谦虚地听，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功德远远不止于为我们供应上乘的艺术作品。谷文达说，艺术应该有针对性，这是当代许多艺术家的特征，他们所针对的，恰恰是这个巨变时代遭遇的种种问题。
比如王澍对于当今愈演愈烈的城市化进程的批评，“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崩盘了，传统的东西几乎没有了，完全西化了”，“任何地区都是失控的状态，地方政府疯狂建设的欲望如此强烈，简直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中国这个国家从前是以自然引领来立国的，而在这方面现在我们是最弱的……盲目地以经济发展为指标，简单地把西方的东西等同于发达、先进、更好的生活”。
这样的声音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可能过于刺耳，也无法阻止非理性的经济的轮子粗暴地从无辜的土地上碾过，但是，它可以启发更多的人思考：什么是发展，什么是福祉;我们要永久的生，还是猝然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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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