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毫无意义的影像

同是1988年，他的单频录像《30×30》，3小时的录像冗长而无聊：纪录反复摔碎并粘合一面30×30公分大镜子的过程。“我当时只想做一个看上去一点意思也没有的影像，因为我们看到的所有影像都是有意义的，镜头拉升、推移、切换、特写等变化，都是根据合理的结构展开，使得人对于影像产生种种固有的概念或期待，我想做一个没意义的影像。”

这以后，录像成了他的主要媒介，延续《30×30》的图像制作模式，1991至1999年间，他先后创作了《(卫)字3号》、《水--辞海标准版》、《不确切的快感》、《进食》等大批作品，技术由单频发展为多频同步录制和录像装置。2000年后，《台词》、《遗言》、《向前、向前》等以老电影为“现成材料”的剪接作品浮出水面。“我关心那些符号性的、模式化的、有时间概念的因素，这些因素集中体现了50至70年代中国故事片中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情节，体现了一种健康的审美态和语法习惯。我从这些老故事片中截取片断并作简单处理，使其摆脱原有线性结构和时间背景。我感兴趣的是由此带来的不同的阅读可能性。”

他渐渐融入和距离相关的感应互动装置，2006年的《短语》尤具代表性。“《短语》的素材来自《霓虹灯下的哨兵》，这段讲的是美国领事开着车在游行队伍中横冲直撞，解放军就上前制止他，美国领事停下后就说：‘我要向联合国控告。’士兵说了句‘联合国?它认识我，我还不认识它呢!’。我把这段录像放在一个封闭的盒子里，两边用液晶显示器播放，各装上感应器。一端是观众越走近，影像速度、说话语速越快;另一端相反，越近越慢。如果站在中间，两边速度就一样，但很少有人找到中间的位置。”一番精心捣腾，标准语速的威力感被全然消解，令人发笑。“这样‘牛’的念头现在始终存在并更强烈，从中国当时的态度我们可以联想到现在朝鲜、伊朗、伊拉克对美国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