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那么，你如何理解水墨与现代主义方法的结合?

茅：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我个人以为，现代水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方法的探索，二是方法的探索要适合对内心的调试，它们其实是一个问题。我提倡打破意识先入为主、在过程中顺其自然地加以引导的创作观念和方法(86年我提出过这个带有实验性的问题)，因为这种观念和方法对自我“调试”比较有效，它也比较适合传递内心的指令，以从最初痕迹中开辟有效的途径。而部分地替换材质，目的就是利用介入因素(或者介质)来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从一个独特的方向上把内心向外释化，并从中寻找和捕捉一些新的细节，更进一步说，让“痕迹”对内心进行调试的过程更加具有意味。”这段话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赵：我理解，利用现代主义方法进行水墨的实验和探索，首先是寻找介入因素。那么对你来讲，现代主义给你提供的理念是什么?仅仅是提供一种材料工具以及用笔方式吗?

茅：不是，或不仅仅是。现代主义提供的首先是对事物的一种新的态度，即是对原有的一切所持有的一种怀疑的态度，对原有的习惯性产生厌烦和抵触，从而导致警觉和叛逆，这种警觉和叛逆同时又在激发你产生寻找新的方式的理念，也是走向别处的理念。由此可以看出，现代主义是一种准备状态，对到来的和离去的一种准备状态。而我更喜欢称之为自身向远处行走的一种自觉地准备状态。当然，这是我对现代主义的一种温和的说法。

赵：你所说的这种荒凉，对于现代人的心境是不是也是一种参照?

茅：荒凉，就是到了最远处。一个人从内心世界到达最远处，必然会有一种好光景。水墨残留的这种荒凉感，以及在不同的人身上出现的不同的荒凉感，一部分现代人可以在其中有所寄托。

赵：自然而然与放任自由，它们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

茅：放任自由是一种挥舞。我们和西方人不一样，土壤和历史进程都不同，人种和种族性也大不一样，同样是一种挥舞，西方人是挥舞之后产生了碎片，我们在挥舞之前就已经是碎片了，那挥舞的就仅仅是碎片，而且是漫天的碎片，盲目不说，意思不大嘛。自然而然与放任自由其本质的区别是心性，要说理念，它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差别太大。

杜：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下文化语境中有其合理之处吗?

茅：如果是搞真的多元化，它就必然有其合理之处。有人需要，它就合理。多类别事物的共存共处很重要，有相当一部分自由是在其中游荡的。多类别的再生事物有利于未来整合的有效性与长远程度的发挥。

另一方面，一部分传统文化在今天依然存在，并与现代性共存其间，它的合理性还在于，现代性是需要传统文化的一些有效成分与其傍生，否则这种现代性死得比什么都快，没东西支撑，不死才怪。所以，不要简单的相互排斥，可以有更好的，更好的出现之后就有了对照，向好的学习，而对照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的共存，因为只有共存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才有学习和探讨，以及批评的前提条件，不共存，一家之言，那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