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你认为当下的当代艺术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茅：从85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这个过程被误导了。80年代初，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刚刚读了一点书，接触到一些西方的观念，很快就兴奋起来了，他们想有所担当，但那条大道上不去，有人占着，他们不想让你担当。于是这些知识分子都挤到艺术这个道上来了，初看上去像是借道而行，实际上没有走过去，结果变成了占道，都陷进去了，也把大家都堵在那里了。那个时机正是个兴奋点，一大群有知无知的艺术家还是被呼拥起来了，这些知识分子一人一顶批评家的帽子戴着，充着内行，有人呼应着，变得更加兴奋。虽然一切都是在拟态中进行的，但那个时候人们刚刚经过压抑的年代，容易兴奋和激动，兴奋和激动一下也合情合理，这样在中国土壤上就有了一个貌似文化、艺术运动的场面，场面和效果都很大，甚至可以说巨大。到处是知识分子的爪印，遍地是新名词、新概念及一堆堆“老套的前卫垃圾”，然而历史真的很无情啊，一点面子也没有给，这个场面几乎没有维持多久，很多主义都像跑龙套似的过了一下场，下来以后都慢慢变得时尚化了。可以说，既以荒唐开始必以滑稽结束，最后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被这些冒牌的批评家哄托起来的艺术明星们都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他们被收编了，一切都让人哑口无言也都合情合理。当然，空气中我们还是听到了一记清脆而响亮的耳光，老实说，这记耳光给人是有生理反应的，比较深刻。头脑不糊涂的人分明都意识到了，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现有体制合起来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无聊。

中国人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和借鉴，制造了这么一个荒诞无稽的版本，原有的当代艺术也就顺势搞了另一个版本，这两个初级版本所用材料不同，表面上有一些抵触，但本质上它们是互为照应也互为象征的。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土壤在那里，要孩子，又要娘，却舍不得爹，那就只有多费点时间，多走一些弯路。而历史的修正力量会在一切荒诞无稽的版本中，从原有目标到未来目标之间划一条直线，这条直线之外一切暂存的东西都是要被抛弃的，今天舍不得是历史的局限，到了不得不抛弃的时候，还得乖乖的抛弃。然而中国人好象有的是时间，因为没有正事可做，时间显得多余，大家都稀里糊涂不知其所以然。而作为现有的和后起的当代艺术家，我想不会再糊涂了。艺术家本来就应当特殊一点，可以不和众人一起承担这种时间的代价，没必要嘛，跟着一起没出息，呆啊?而反过来我们又要相信时间，因为只有时间可以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非常狠的人和群体，以及比群体更大的东西，而你再狠你能狠过时间吗?我想说，无论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对未来依然有所期待，也不可避免的要继续忽略掉一些当下的东西，并且通过想象到另一个适宜的空间去，找到内心世界所需要的一切，同时对未有所准备。

赵：你认为理想状态是什么?

茅：还是回到个体的自由和个体的成长这上面来，个体的自由和成长是头等大事。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获得自由和成长的条件，当然我说的首先是精神和感觉条件，包括生理条件，物质条件是之后的事。你是否受到过艺术的真正启蒙，并且被艺术真正地唤醒过，这些先天的机遇对一个艺术家是很重要的，这关系到自由和成长的质量及其有效性。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有这样一大批具有先天条件和个人气质的当代艺术家出现，艺术的环境就会大不一样，好的和不好的会自然分化，会有不同的造化，以形成区别、对照以及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