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中国山水画中之所有把视点拉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画的时候不是对着对象画。西方人都是对着对象画，中国人都是对着纸上的空白画，实际上是把人放在一个全知全能的角色上，主要针对心，因为心是无限的。在这样一个角度看，所以是全知全能的，什么都能画在里面，那是中国画的角度，你这个其实不能说是从哲学上的考虑，你更多的是从文化视角上的考虑。你画的画应该是对中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的看法，用语言表达的话怎样跟这个链接起来，也就是你怎么看待历史呢?

　　严：历史是由当代史的链接构成，艺术史也同样，每一个时期的好的艺术家其实都在做那个时代的当代艺术。我觉得艺术的产生往往是偶然的，但也暗合着绝对的必然，在恰当的时机下，被人为地放大化、庄严化，艺术历史和人的历史也同样如此。中国当下的艺术创作有着相当多的面貌风格，但殖民化的迎合性艺术时代 应该过去了。

　　盛：就像去年的广州三年展的主题是：“告别后殖民”，但是只要还在谈“后殖民”这个事情，就表明它很重要，还是没有过去，等不谈它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告别。

　　严：就好比说西方的社会结构是不会谈和我们来“接轨”的，只是我们在谈，而事实上我们还没有“接上轨”。

　　盛：有一次在英国开会，有一个荷兰的美术馆的馆长也在谈，中国人总是喜欢说“接轨”。

　　你平时会不会和798或者其他艺术家朋友们的作品进行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自己的作品与别人的区别的基础上，你怎么看在大环境中你的作品呢?

　　严：最近和我的大学同学电话聊天，感觉我们这帮人都有一个统一的情结，因为我是1999年毕业，千年转换的前夕，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总会说21世纪怎么样，大学的时候，也被称为跨世纪的一代，从内心里总会有一种所谓伟大的责任感，但是实际上差不多十年过去了，该消亡的已经消亡了，但是那种烙印，那种感觉还是在。其实我们是一种承上启下很尴尬的年龄阶层，之前的政治波普、符号等都不是我们这一代的，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切身体验，也没有市场化后这一代的物质感觉和卡通情结，因为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社会虽然已经发展但是还是处于物质匮乏的阶段，而那确是我们的童年与少年。我们现在很尴尬，两边都很火，从政治波普到卡通动漫中间留给我们的没有多少时间，而这三十年中，整个中国的更改频率也是特别大，特别的频繁。

　　盛：你们这个年龄我接触的挺多，说尴尬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像政治波普那帮人没有赶上，出生的时候赶上文革的尾巴，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然后该出成果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有一拨画卡通的起来了，特别尴尬，老是觉得是被遗忘的一代。其实从这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美术史的架构上来看，还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对于王广义他们而言，政治波普风格的作品对于他们既是一种历史经验，又是一种个人经验，对于你们或者是对于更小的画卡通的人而言，这仅仅是历史经验。但是对于卡通这个东西来讲，是卡通一代们看着长大的，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个人经验，但是回头一看，70年代的人的个人经验到哪里去了?没有。从这个方面来讲，美术史的架构会有一个70后添进来，“青春残酷”“伤害”变成了70年代出生的人的代名词，是你的作品中很少出现这种情节，你是非常不标准的70后。

　　严：你刚刚说的，70后的时间非常短，但是我感觉无形中也给了我们以后的更长，会有一种属于我们的客观、清醒的判断方式与标准去看问题，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站在那个风口浪尖的位置上，总是默默在自己做一些东西，默默地把想法简化到“极简”的程度，例如我从大学就开始画的《衣服》系列，这种服装的表达可能是以前骨子里隐隐约约存在的形象，一个最简的形，一种属于东方的沉默的张力。

　　盛：《衣服》系列作品，世纪末的味道特别浓，后来人像系列就没有了。世纪末的情绪多多少少总会有，例如十九世纪结束的时候的颓废派、象征主义、表现主义都是在十九世纪末出现的，都会有一种世纪末情绪在里面，二十世纪结束的情绪现在还看不出来，还需要往后推，再回头来看。

　　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也是要等待时间的检验和我们再进一步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