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葳先生

盛葳：通过艺术家的主体呈现一个新的历史

“历史”这个概念也是我这两年关注的重点之一，所以王明贤老师策划这个展览我也很有兴趣过来参观。我前年做过一份研究，是关于19世纪法国画家弗朗索瓦.米勒的，主题叫《历史的错位》。我觉得我们谈的“历史”大部分很宏观，但是有很多历史细节却是被我们忽视的，而且其中有一些错位的现象值得注意。

在我们记忆当中有一件重要作品叫《播种者》，这画的是一个农民从山上走下来，一边走一边撒种子，这个作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内被看作是革命的象征，不但是艺术里面，而且也通过文字的表达，实现这样的大氛围：就是播种者和革命的关系。后来我查阅了19世纪法国社会史和艺术史的资料，我发现这件作品是很纯粹的艺术作品，在当时沙龙展出过，并未引起强烈的关于“革命”的讨论。相反，米勒的另外一件作品《拾穗者》，在当时法国被看作是革命的象征，但在中国却被看成很宁静的乡村风格的作品。所以，二者间就出现一个悖论：在法国看成革命的图像在中国不是，而在中国看成革命典型的图像在法国是另外一种际遇。后一件作品的差异可能是跟大的历史社会氛围、语境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当时法国社会不断发生革命，并一直有一个焦点讨论主题就是有财产私有的进程问题：如果你到别人田里去拾穗的话，就变成占有他人私有财产的行为。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历史不是铁板一块，是根据时代和背景来被不断改变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对“同一件历史事件”的理解会有差异，有时甚至完全悖反。“每一种历史”被书写的背后，都充满着当代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因此，与其说历史是对过去的一种客观描述，毋宁说是当代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包括意识形态)对“过去”的一种想象、填充。

我还查到中央美术学院许幸之先生，他当时负责美术史系的教学，1957年曾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米勒的，叫《伟大的农民画家米勒》。在这篇文章中，他很少谈到米勒在法国的事实，大部分内容的氛围都“大跃进”有关，虽然他没有用到“大跃进”这个词，而是谈劳动、劳动、再劳动。在他发表这篇文章不久前，正好是《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号召“大跃进”社论的时刻。这种关于历史的书写正好映证着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现实，而非19世纪法国的现实。所以，历史构成，从现在角度看并没有真正的事实。如果没有真正的事实就使得我们在处理“历史画”的时候更加复杂，因为历史不断的丧失它的真相，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画”创作变得不再可能。在这样前提之下，如何通过艺术来处理历史的图像资源和历史的观念，就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于是，出现两种比较重要的方式来处理历史题材和观念，一种是像早一点的、王广义式的方式，他们不再通过宏观理论的方式描述历史的全景，而是通过个人经验来实现的，并把这种个人经验再现到画面上，于是他就不再需要对整体历史负责。另外一种方式是对历史的一种改造，将对历史的观念性思考变成艺术创作的主题，这样的东西可能更符合于观念艺术的方式。包括我们今天现场看到的张大力、马堡中等艺术家的创作，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的。他们的创作提示出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关于“历史”主题与观念创作的主体性问题。如何通过艺术家，通过艺术家的主体性去呈现一个新的、别样的、个人的、差异性的“历史”，是其主要方式和目的。这正是上述两种方式中的另外一种。它们的出现为传统的“历史画”创作带来转机，为拓展关于“历史”主题和观念的创作找到新的途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