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合作最早可以追溯至大学二年级，那时候为了做一个艺术青年并使生活独立起来一起租在草场地村里的一间小农家院，(那时草场地可没什么艺术区，就是纯小农村，连798艺术区都不存在，)在这里可以自己画一点创作，可以不受美院宿舍按时关门的约束，更重要的是可以接一点小活来改善生活，因为我们两家庭都比较贫困，父母都是下岗工人，学费都是问亲戚东拼西凑来的，所以生活的压力相对于比较大，但因为是城市长大的孩子反而没有一些从农村考进美院的贫困生受到关注和照顾，一切只能靠自己，比如当我们班就有一个同学年龄比较大了考进大学就二十六了，他家里是农村贫困地区，老师就比较同情和照顾他，有一些什么小活就找他干，而一些社会上的资助也会来找他，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还挺羡慕他的，但是也不会去抱怨或者跟别人说，就想自己走出学校自谋生路看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找到一些收入来源。当然像画插图做设计这样相对高级的活，我们是接不到的，那些活一般是美院附中或北京本地学生才有人脉资源能接到的挣得多一点的活，我们只能画一些所谓的行画给像潘家园小摊或小饭店的装饰油画，那些画非常便宜一般是二十元，三十元或五十元一张，能给到八十就是画得相对比较大和复杂的了，就这样也经常画了一些风景画却没人收，为此我们还跑了北京的各个装饰品和小画廊的市场观察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作品，因为当时收我们行画的一个小贩对我们说你们美院的学生画的画不受市场欢迎，说你们要画甜一点俗一点的才好卖，因为不懂到底什么样的画是甜一点的俗一点的所以我们去跑了一些画廊，当时北京的画廊很少，很多画廊也是卖装饰画和行画的，比如王府井工美大厦当时就有卖画的画廊，我们去看，都是一些临摹的风景和美女少数民族人物画，还有一些小画廊在卖一些北京胡同和画得很细的静物，为了能卖出一些画，我们先后画过乡土风景、海景、一帆风顺、北京胡同、风光照片等，但是因为始终画不出市场需要的那种“甜一点和俗一点”的感觉销路始终不好，最后就没有画下去了，而后又尝试了学电脑做设计办考前班等，总之在大学几年中，一直处于比较贫困的阶段，人也瘦得不行，还得了胃病，也正是因为这样在美院学习画画和下乡写生的机会就更加珍惜，因为那是唯一的让我们有尊严感有兴趣和可以暂时忘记烦恼的事，所以很多美院的奖都被我们两包揽了，成了获奖专业户，而这些奖偶尔也能带来些经济上的奖励，这就使得画画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从来不否认我们追求艺术和画画的历程中也有一种生存的压力和为了生计而拼搏的事业心，这也许没有那么贵族化和纯粹，但这就是一个现实。
02年秋天，我们随吴长江老师深入甘肃藏区下乡写生1个月，这段时间对我们后来的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个没有任何杂念和干扰的地方，除了画一些藏区的写生，我们俩在一起更多的时间就是讨论如何介入当代艺术，如何表现真实客观的世界的事。当时的想法是各种垃圾图像都不经改造的运用到绘画上，回到北京，
他们艺术小组在望京花家地小区正式成立，并开始共同创作。取“他们”这个名字有几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我们曾在南锣鼓巷的一个小酒吧办过一个小版画双人展，是酒吧老板为了活跃酒吧文化气氛到美院找老师推荐几个学生在那做展览，我们因为专业比较突出就被推荐了，当时我们把那个展览取名为“我们”，展览完后也没有任何影响，一张画也没卖出去，但因为这是我们第一个进入社会的“双个展”所以影响深刻，到后来正式成立创作小组后自然会想到这段历史，也因为正好契合了当时的思路和创作思想所以就用了“他们”这个第三人称的名字。另外的思想层面的原因之所以叫“ 他们”是为了抛弃虚假和泛滥的自我标榜的“自我和个性”，取名他们正是抛弃“自我”，在一种“新集体主义”的合作之下去寻找“他们的个性”。他们艺术小组怀疑自己这一代(70-80年代生人)所标榜的“自我”“个人主义”，与上一代因极端集体主义和个性压抑所造成的艺术家追求个性解放的“个性”不同的是，70-80年代生人的“自我和个性”有种无病呻吟的感觉，在一种过度的个人小情趣的自我和自恋中体现的“个性”是他们艺术小组怀疑的。所以他们艺术小组没有使用70-80年代出生的人喜欢的的卡通和拒绝成长等现实感不强的艺术形式来创作，而是继承了上一代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强调画面的叙事性和现实感，希望作品有更多的社会现实意义，他们艺术小组希望通过合作创作绘画的方式提出艺术新的问题，即在“新集体主义”之下能否诞生“新的个性”，就象上一代艺术家反抗的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极端的“集体主义”一样，他们艺术小组反抗的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极端的“个人主义”。两个艺术家画一张画，并长期合作共同创作，这本身也许就是一个与上一代不同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