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年的时候，我们几乎天天都在一起讨论艺术和哲学的问题，做了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尤其在中国的当代艺术这一块，有了很多的想法和观念。“中国当代艺术颁奖典礼”、“艺术家现场招聘会”“四、六级中国当代艺术考题”等作品的方案都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当时还花了5000元在《北京人才周刊》封面上刊登了一期以“他们有限责任公司”为名的正规招聘广告，想在当代艺术领域做些有影响的事情的激情被彻底点燃了。随后我们找到了美院版画系的苏新平老师，谈了谈我们的想法，当然这些想法无疑在美术学院里是无法实现的，出于对我们一腔热情的支持，苏老师把我们推荐给了冯博一。冯博一对这些作品的态度是希望我们在现场实现，随即帮我们联系了长征空间，负责人卢杰看了策划案后评价是“太荒诞了”，认为可以一试，就免费为我们提供了一天的展示时间。一切妥当，问题就在制作现场的将近10万元的展览预算上。对于家境都不怎么样，而且在上着自筹资金研究生的我们几个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为此我们拿着策划书去各种各样的公司拉赞助，最终也没有一个回应，甚至在一些大公司门口就被保安拦下。这是我们在当代艺术圈的第一次展览，一定要办好，再没钱我们自己也要掏钱做。从各家亲戚那东拼西凑总算把舞台搭起来了，画册也如期进了印厂。虽然钱少，但作品效果我们一点也不马虎，大型的灯光音响设备、十八尊自己设计制作的奖杯、200米长的红地毯，还有很多过来帮忙的朋友和学生参与了主持和现场表演，有模有样的颁奖典礼现场让当时的长征空间挤得水泄不通，有些晚来的观众由于挤不进现场而懊悔，在场的观众顶着三十多度的高温看完了全场。展览非常成功，但人群散去的那一刻我们却十分的落寞，给家庭带来的债务和无法改变的生活现状，让我们失去了之前的兴奋，第二天我们就扛着梯子来给长征空间刷墙补眼，原来艺术不是那么好玩的。
这时为了省钱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室搬到了花家地北里的一个地下室，就是美院师生最喜欢的光顾的潭州酒楼这个廉价湘菜餐厅那栋楼的地下室,由于为了省钱,我们租了最便宜的地下室二层,纯地下,没有任何窗户,门对面就是厕所,经常臭气熏天,地下室很潮,空气也比较稀薄,在里面经常会感到困乏,有时候想休息几分钟打个盹结果一睡往往会睡上好几个小时醒不来.地下室里面的阴冷和不见阳光使我们的画布和画框都经常发霉,而我们也因为长期在里面画画不见阳光而面色苍白,关节痛.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们生活最苦的一段时期,经常喝一点粥充饥,偶尔到潭州酒楼里面点一个农家肉炒荷包蛋再买几两米饭就是非常幸福开心打牙祭的时候.虽然生活上比较艰苦但由于自己感觉找到了创作的方向,内心是非常充实的,也非常渴望快一点画出一系列成熟的作品,所以我们经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经常晚上三四点钟才回家睡觉,基本上一天就是两餐饭,中午醒来后吃一个早饭就去地下室画画,然后到晚上七八点钟两人吃一份蛋炒饭后就一直画到凌晨.在这里开始，我们把电视这个平台舍弃了,而是找了一间房子做为平台,电视机是这个房间里的一个道具,那在一个偶然机会翻看美国画家爱德华霍伯画册时我们发现了一张名为“午后的阳光”的作品,非常适合做我们需要的这个绘画平台,因为那画是一个有很大窗户张的餐厅,里面有几张桌子和一张门以及两个坐在餐厅中的人,我们把这张画加以改变使用了它的基本建筑结构,但是把它做为背景的门改成了一个柜子,柜子里面放上了我们之前做为绘画平台的电视机,这样这张画就有大窗户,餐桌,柜子,电视机这几个不同的窗口和平台,我们想这几个平台是不能变的,里面的内容却可以千变万化，而我们要通过这几个不同的窗口来表达我们的想法和思想。刚刚找到这个创意的时候我们非常兴奋,几乎天天都在讨论如何在这些平台和窗口中使用不同的元素,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稿子,发现这个系列的空间非常大,可以把不同的人物和事物并置在这个空间中,使很多超时空超现实的甚至不合理的人和事物非常合理真实的融入到这个结构和空间中.而电视机这个我们以前唯一表达平台成为了画面的一个次要平台和窗口,它让位于整个空间和窗口,这显然从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上我们的平台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放大和解放.于是有了《新娘》,《军粉》,《同志》,《吃蛇》,《飞来石》等一系列作品,在创作的语言上我们也进行了多种尝试,也有一个走弯路和失败的过程,最开始我们是想刻意模仿霍伯绘画中那种油画语言和色彩感觉,所以把功夫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描绘这个房间的色彩空间和里面人物的造型语言上面,有时用很微妙的点彩办法去画一个墙面或者是一个简单的桌面,最后却发现这样画画的效率非常的低而且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有些偏离我们的本意,这样没有去强调我们想表达的观念和内容,而是去表现那些具有油画语言的细节和画面的色彩感觉和调子,当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探讨,我们决定重新使用最初画垃圾图像时那种无风格无调性的绘画语言,使画面呈现一种比较冷峻和简洁的氛围和色调,我们把这个房间的大面积的墙面和桌椅和柜子都做了简化处理,很多地方使用光滑的平涂方法,色调也主观的处理成一钟冷灰色调,这样来加强室内和室外的对比,这样更能使人们注意到画面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和情节。这样使我们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描绘画面中的主角和主体物上,以及窗外的大面积背景上,在描绘人物和桌面上的主要物体时,我们采取了一种类似于弗拉芒早期绘画的那种直接而直观的具象写实手法,我们坚持写实而不带有某种风格和调性,只是用个人直觉比较极端和顽固的去描写对象的细节,然后在我们两个人直觉的基础上去达到一种一致,对细节的真实呈现也会使得画面很多看上去不相干的人和事物放在一起显得既令人惊异又会在视觉感觉上感到某种和谐,矛盾统一的感觉。这里面似乎有点超现实的影子,但我们这实际上是通过我们的创造把超现实现实主义了化.在视觉上和心理上都使人感到一种新鲜感,觉得有一些荒诞却又非常真实。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画的第一张作品《吃蛇》。这张作品看上去内容有点让人不安,因为画面上的主角是一个女人正在表演把活蛇往口里塞的民间特技,而桌面上摆放了很多毒蛇,蜘蛛,蝎子，蜈蚣,充气娃娃和性爱工具,墙壁上也爬满了蟑螂,真的有点让人反胃难受。从潜意识上看这似乎是我们压抑心情的一种过分表达,毕竟从中央美院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基本上在美院也算是最为优秀的毕业生之一了,因为在学校期间把几乎所有的专业奖项都拿了,毕业创作也得了一等奖.但我们仍然在进入社会后感觉到失落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作品也不成熟，没有任何的参展机会，没有进入艺术圈的机会，也没有赚钱机会,只能靠偶尔去带一带考前班的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创作支出.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向家里伸手要钱来补贴生活心里也非常不安,而美院当时上下几届的同学毕业后真正坚持走艺术道路的非常非常少,可以说只有百分之一的比例,而毕业后大部分人都是转行做设计搞装修或者是办考前班,这其中也有一部分获得了成功“先富起来"。这种失落和差异感很强烈，我们心理上也比较敏感,而确实也受过不少人的白眼和看不起,有人觉得居然这个时代你们还搞艺术简直是可笑,别被艺术搞了!而在大学学习期间的风光与现在的落魄对比更成为被看笑话的理由。我们自己的心理敏感和自卑更加放大了这种感受.所以各种压力，压抑和莫名的某种愤怒必然要找到一个宣泄口,而艺术创作是我们唯一的精神支柱和快乐来源,也就必然成为这个宣泄的出口,《吃蛇》这张创作虽然很不成熟,过于直接和简单的发泄情绪,但它却恰恰是我们对艺术，对生活，对社会，对自我处境，对人生，对理想的诸多看法和思考的一个集中表达.是我们的一个阶段，这张画面柜子里面很醒目的放着我们的硕士学历证书和毕业证书是对自我的怀疑也是对现状的不满。在这种室内残酷而荒诞的描绘中,我们似乎发泄得比较尽兴,这种发泄也让我们更加理性的去思考和反思,显然我们也意识到了这种简单直接的表达不够成熟不能走得更远,所以潜意识就让我们把这张作品的窗外变成一个蓝天白云风和日丽的优美风景画面,这样既舒缓了室内的紧张不安情绪也使得画面有了一个释放和对比,一静一动,一美一丑使得画面更具戏剧性而我们作者退为一个中立的立场,这张画也成为使我们的创作逐渐走上理性和成熟的节点.作品内部蕴涵的张力更为饱满和朴素,在这个阶段我们过了一年半,虽然从现在看太过短暂,但是在当时在来说每一天都是煎熬和痛苦的过程,但有了绘画这个载体和出口使我们有了快乐和精神支柱,我们经常幻想作品被认可的那一天,但这种幻想和希望又那么的渺茫,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经常用玩笑和幽默来化解这种异想天开带来的压力,比如我们经常在画画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幻想编成歌来唱,也经常像讲相声一般的模仿作品被认可后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的情形,一个人扮演采访者一个人扮演被访者,这种伪装答记者问和获奖感言的自得其乐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自我排解和消遣,也舒缓了我们的精神压力,其中有一首改编的歌是当时大街小巷放的口水歌：屠洪刚唱的“霸王别姬”。我们把它改成了：“我站在，威，威尼斯，恨不能，参加这个展览......”把“情深深雨蒙蒙”的歌词改成了：“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圣保罗双年展，北京国际双年展......”我们在改编和唱歌的过程中经常自己都笑的人仰马翻，这种自得其乐也使我们在偏执的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保持了一份理性和客观，也使我们在具有批评精神的同时也有一份自省和自我怀疑态度，这一切无疑都对我们的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05年的一个中午，我们正在收拾行李，定了下午的火车票离开北京，回老家长沙看看有什么可以为生的办法，顾振清打电话来告知下午会带希克来我们的工作室看作品，兴奋得我们放下行李就去退了火车票，早早的在地下室里等着。三点，希克如约而至，在看完“同一间房子”的系列作品后，他和我们讨论了一些作品的哲学观念和将来的发展问题，并告知他会像定杂志一样每年买两件这个系列的作品。从地下室走出来的时候，我们感觉那天的阳光特别的明亮，希望似乎就在眼前，觉得希克就是个大救星，但是此事就此再没有了下文，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等待……
